“人性”是具体的。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人物的“人性”，不应沉溺于“贵人”的恩怨得失和文人的自我感受，用精英主义视角去解读，应该放到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反抗、艰难的阶级解放和民族独立这一20世纪的历史大背景中，用草根大众的利益去解析。
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李嵩，确有令人尊敬的“救亡图存”人生抱负以及为之出生入死的抗战经历，但这又基于特定的社会基础。
与少年毛泽东反感父亲剥削长工、思索为什么没有写普通农民的书不同，同出身湖南小康之家的少年李嵩，认同的是父亲挣扎于现实生活所体现的等级秩序及人权差距。父亲在儿子身上寄托的生活理想，有着延续千年的社会根基和思想渊源。
李嵩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据查，李嵩担任暂编第52师师长后，仅“特账”收入，就为其提供了可以任意开支的数额不菲的财富。
李嵩的“特账”不分公私，其占半数以上收入来源于“吃空”，即虚报、冒领并贪污部队空缺人员的兵饷、粮代金和武器装备。1948年1月，纳入李嵩师长“特账”的“空额”至少有142名，其中在由吉林警务处部队改编的所属第二团和第三团分别“吃”到52名和12名，在其直接掌控的师直属辎重营“吃”到78名。所属第一团的老底子是原东北保安部队，李嵩虽然已在该团安插了一些从第19旅带来的骨干，但在彻底掌控之前，这个团的空额是不便“吃”的。
李嵩“特账”的资金来源，除了从下属团队收上来“空额”兵饷和粮代金等经费外，还有“制作符号剩余款”、“购买大车剩余款”、“行军锅灶剩余款”，上级拨发的“犒赏费”、“防寒费”，还有从东北交警总局吉林警务处带到暂编第52师的“滚存结余款”等等。这其中的“购买大车剩余款”和“购马剩余款”，很可能是1948年3月该师从吉林撤往长春途中抢劫老百姓的牲口和大车卖的钱。
上述所有款项的开支，均由师长一人说了算，这在旧军队天经地义。李嵩师长的伙食费，购买服装、留声机、俄国毛毯、字画、鹿茸等私人物品的费用，支汇妻子蔡凤仪和长沙亲友李世辉等人的款项，均从这里开支。除此之外，“特支费”、“犒赏费”、“招待费”、补贴部分军官的“医药费”、“副官处购买汽车材料汽油”等公务活动也要从其中开支，不过这类开支只占10％左右，且其中多数款项后来又转到“临时费”中去了。军长给李嵩的“犒赏费”，“犒赏”到李嵩部下头上的仅占13％左右。
与当年毛泽东旗帜下的人民军队推行“扁平化管理”模式，[10]通过实行官兵一致将精英阶层的利益向下压缩，通过建立以士兵委员会为标志的民主制度将士兵阶层的权力向上提升不同，国民党将佐为了维护金字塔式的等级秩序，在本集团相同或相近阶层的圈子里，是很“讲人情”的。维系“金字塔”式的权利结构，靠“倒金字塔”式的利益结构。各级带兵长官“讲人情”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吃独食”。所以，“特账”还有一项较大的支出，就是给部分军官送钱，以“车马费”、“特支费”等名目，予以补贴。送钱的对象一般是副职或不带兵、没有经济权的军官，上级、本级、下级都有。当然，都是用得着的人。至于钱送谁，送多少，无一定之规，完全凭师长个人的喜好，想送谁就送谁，想送多少就送多少。这种对部队经费的公开侵吞和随意支配，不仅强化了长官手中随心所欲的权力，还以“仗义”的面目，强化了将佐阶层内部的“忠义道德”。
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博弈论定理-经济的效率体现于配置社会资源以改善人们的境况，主要看资源是否已经被充分利用，如果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要想再改善任何人，都必须损害别人了。
国民党将佐阶层遵循“帕累托定律”对士兵阶层利益的“损害”，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在大量引用美国国务院档案后，多有记述：“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11]抗战期间美国《时代》周刊远东首席记者、普利策新闻奖金获得者白修德甚至断言：“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12]
基于官兵切身利益的对抗性分离，国民党军队要驱使广大士兵投身抗战，只能凭借血腥的强迫纪律。史料记载，李嵩抗战时期的长官张灵甫师长治兵严苛，手段暴戾，时常杀一儆百，曾对他的团长刘光宇说：“明天'纪念周'，[13]你团里有几个（他的惯用术语，就是有几个要枪杀的官兵）？”刘团长说：“我团里没有。”张灵甫说：“你们团里总是没有。明天一定要替我找出几个来。”刘也说：“只有拿我去枪毙吧。”[14]
张灵甫式的“暴戾”，在国民党军队绝非特例。在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新一军当过兵的容开业著书回忆，他所在的新一军新38师112团为了防止士兵逃跑，每次移防前两三天都要枪毙几个逃兵，以杀鸡儆猴。如果团禁闭室没有现成的逃兵，团部就派人出去捉一两个回来，再绑到全团集会上枪毙。至于捉回来的是不是逃兵，甚至是不是兵，都很难说。[15]
也正是大量耳闻目睹了“老百姓被当兵的欺负，当兵的又被当官的欺负”，从德国留学回国后曾在胡宗南部任基层指挥官的蒋介石之子蒋纬国，才深刻感悟到国民党军队抗战一再丧师失地的内在原因：“我看清楚了中国的军队是怎么样的一批人组成的，要带着这么一批人去打仗，还要面对如此精锐的日军，还要打胜仗，实在是不容易。”蒋纬国甚至断言：国民党军队“冤死的人不计其数”。[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