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接着又说，当时一些青年学生不大欣赏苏联。尽管都知道，孙中山提倡联苏、联共，但苏联作为邻国，对我们并不友善。
远的不说，就拿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苏联就很滑头，苏联元首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也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正当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入侵中国、占领东北三省的时候，中国人民渴望得到苏联伸出国际主义之手、帮上一把。但事实上，任凭日本铁蹄对中国的蹂躏，苏联除考虑他自己的民族利益外，没采取任何抵制日本侵略扩张的措施。当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日本侵略集团请斯大林出面，充当战争的调停人，希望得以从对抗盟军中脱身。斯大林这才利用机会对日本宣战。
联及其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某些对华态度，令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无法理解，十分寒心。
1945年8月，苏联宣布对日本作战。苏联红军以先进的军事武器、快速的冲锋枪，在威力出奇的坦克部队掩护下，仅用两三天的工夫，就占领了东北各大城市。日本在美国原子弹的胁迫下，已经大伤元气，很快就宣布投降。
从此，苏联红军即以战胜者、解放者的姿态，在东北各大城市实行了军事管制，并在各城市里着手组织了地方政府。当时，就有一批地痞、奸商，以及一些略懂俄语的汉奸都粉墨登场，抢权、抢钱，为非作歹。在一个不短的时间里，不仅这批中国败类趁机大发战争之财，苏联红军也大捞了一把。
日本宣布投降后，住在中长铁路沿线的东北老百姓、北满铁路职工和边境老百姓，都眼巴巴地看着一列一列的货运火车，满载东北物资，开往苏联。
这些物资不仅有由日本关东军部队中缴获的军用物资，还有大量军、民用工厂、企业和矿山的机械设备、器材物资，乃至母机机床，以及机械产品和民用产品，还有大批东北国库中所储存的民用物资，诸如棉花、粮食以及建筑设备、器材和建筑物资。就连溥仪皇宫的可动财产，以及日本高级官员和军官家中的钢琴、沙发和家具等都作为缴获物资，全被运到苏联去了。较大的重工业企业，被掠走一空，如鞍山钢铁厂、沈阳兵工厂和小丰满发电厂等大型工厂的全部设备全被拉走，只剩下一些空房子。这些事实，对饥寒交迫、渴望温饱的东北老百姓来说，十分敏感，十分不满。
诚然，苏联红军将出兵缴获的战利品，运回国去，以补偿苏军在战争中的损失，这本是一件无可非议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被称之为同情和支持弱小民族的社会主义战胜国来说，作为一个标榜坚持国际主义精神的国家来说，如此掠夺式地运走、抢走邻国赖以生存的基础物资，怎样向世界自圆其说呢？岂不是口头上宣扬一套，而实际行动上却是另外一套。
有些有前科的苏联大兵一进城，都成了太上皇，他们利用各地既无政权、又无法律，既无“红绿灯”、又无“人行横道”，无人权保障的混乱局面和机会，纷纷持枪横行，为所欲为，奸淫掳掠，弄得各大中城市昏天黑地。
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如此可悲。“昨天撵走了一只虎，今天又迎来了一只狼”，这种谩骂声，在第二次大战后的东北地区，传播得沸沸扬扬。这种义愤的传播，不是来自西方媒体，也不是来自国民党或三青团，而是来自普普通通的东北老百姓。
接着，我又问小王：“你谈的上述情况，入情入理，我能理解。但我想问你，你的这复仇杀人一事，既然无人告发，为什么你要来投案自首。”
小王说：“不仅没有人告发我，而且我这复仇一事，还博得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尽管如此，但我总觉得，我毕竟是杀了人。
“虽然我每想起这件事，我就仍然会情不自禁地臭骂老毛子一顿，但我内心里还是有些后怕。我并不是怕苏联人会报复，我敢作敢当，我怕的是，我这手沾上了杀气。这是一种永远洗不净、甩不掉的杀气。这种杀气一直在干扰着自己的神经，从而使我背上了包袱，又后怕、又后悔。于是，我很想向政府当局说说，不管怎么处理我，我只希望你们能理解我。这是我来投案自首的原因之一。
“之二是，我有个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即我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也算犯罪？
“我自认为，一命抵一命，在蒙冤无人管、有仇无处诉的情况下，杀人报仇，应该算是符合公理的。两年前，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来，也没有一个自己的政府，我们像一群没有娘的孩子，任何人都可以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我们只能忍受，没有做人的权利。在这情况下，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学生，能忍受吗？你不杀他，他还会害人。我为民除害、替天行道，不该算是犯罪。
“但是，我又不知为什么，事后虽然没有人找我纠缠此事，但我还是有些负罪感。这种烦恼，成了心病。我希望能有人给以指点。
“之三，学校里有几位进步同学建议我来自首，以听从你们发落。
“我认为，今天对你讲完此事，就算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不管你们怎么处理，我都认账。从此，我可以丢下包袱，轻装前进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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