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情势下，四川只得自行救灾。身为灾区最高军政首长的邓锡侯带头向茂县赈委会捐款3000元，其部下师长等也捐米若干石，以解灾区之急。四川省主席刘湘则以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名义，拨款12000元用于疏导叠溪积水工程。刘文辉、杨森、田颂尧等四川军政要人，也均有捐款捐物。但相对地震带来的巨大破坏，灾民亟须救济的方方面面，这些救灾措施只是杯水车薪。
有研究者指出，至少在从西汉迄清的两千多年间，中国就已经建立起一个上至中央朝廷，下到地方州县乃至乡村社会的包括报灾、勘灾、赈灾等工作程序的灾害救治机制。这一机制在叠溪大地震中却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究其根本，还是中央与地方形为统一而实质分裂的关系使然。其时，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虽是中央政府，但真正有效的统治范围不过鄂、皖、江、浙等长江中下游几省，至于东北、西北、华南、西南等广大地区，则是地方军阀拥兵割据。叠溪大地震中，刘湘等人一开口就要中央政府拨款100万元用于四川救灾，却闭口不谈中央政府派员入川察看灾情事宜。试想，中央政府怎会答应这种只出钱救灾而其势力却不能乘机进入四川的事？
叠溪大地震唯一的亮色也许是学者的表现。地震后，有关学术机构立即组织力量前去灾区，得到了大量第一手的丰富材料。贡献最大的有两个机构，一是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于1934年根据调查团的访获出版了《四川叠溪调查记》，对地震各灾区，尤其以叠溪为中心的叠溪南路西路北路的具体情况，作了翔实记录；一是四川大学，于1934年出版了《叠溪地质调查特刊》，其中最珍贵的资料是细致到村寨单位的地貌改变房屋垮塌人员伤亡的考察记录。有专家认为，叠溪大地震后的村寨是中国保存最完整、最典型和最大的地震遗迹。在我看来，关于叠溪大地震的如此丰富的报道调查，也是民国期间保存最完整、最典型和最大的地震遗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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