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尽管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岛津久光却在胜利中看到了萨摩藩与英国之间的巨大差距。岛津久光发现对方的大炮的射程和威力远远超过萨摩藩的大炮。这次虽然萨摩军依靠各种有利条件，侥幸伤亡较小，但装备设施损坏却很严重——萨摩藩苦心经营多年的集成馆（近代工厂区）和铸币局被严重破坏，鹿儿岛城城门、箭楼被毁，房屋被毁者达500多间。萨摩藩实力损失惨重。如果英军休整后再第二次、第三次来犯，萨摩藩终将败北。因此，萨摩藩若要继续抱残守缺，拒绝改革，与西方搞对抗，是绝没有出路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清醒认识，岛津久光决定放弃“攘夷”的观点，改为采取“开国”的政策，全面进行现代化改革，向西方学习。而“开国”的第一步，就是放下胜利者的架子，谋求与英国人的和解。而英国也因萨摩藩的强硬反击而重新评价其实力。这次事件反而发展成萨摩藩与英国的合作契机。于是，就在萨英战争硝烟刚刚散去，萨摩藩就开始启动再改革——重建集成馆。半年之后，1864年6月，萨摩藩创办了西学（日本称“兰学”）学校——开诚所藩校。1865年4月，萨摩藩向英国派出了日本第一代赴西方国家的留学生。1866年11月，萨摩藩从英国引进了日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纺织工厂——鹿儿岛纺织所。不过几年时间，萨摩藩就走在了日本甚至是整个亚洲近代化运动的最前列。在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中，萨摩藩作为日本最强大、最近代化的地方势力，坚决地站在明治政府的一边，成为击败幕府政权，建立维新政府的主力军。而经历过萨英战争和近代化改革洗礼的萨摩藩藩士们，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则都成为了明治维新的领袖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萨英战争为契机的萨摩藩改革就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先声！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不禁要感慨：日本人运气真好，只付出了这么少的“学费”就启动了近代化运动。然而，殊不知，这样的运气，中国得到的比日本更早、也更多！就在萨英战争的前4年，1859年（咸丰九年），在中国大沽口就发生了跟萨英战争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在第二次大沽之战中，轻敌冒进的英法联军同样被占有天时地利的清军侥幸击败。可是，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的大清朝廷越发加强了盲目自信，认为英夷法夷终究不是天朝的对手，以前得逞几次不过是一时侥幸，只要天朝任用得人、迎头痛剿，那些妖魔小丑是完全可以击败的。从而中国这头睡狮又放弃了一个醒来的机会，翻个身子又沉沉睡去。
要知道，这还远不是中国第一次因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放弃改革的机会。早在萨英战争170多年前（1685年，康熙二十二年），中国军队就在雅克萨与沙俄军队发生过战斗。早在萨英战争200年前（1661年，顺治十八年），中国地方军队就在台湾与荷兰的海陆军都发生过激战。在这些时候，欧洲已经进入了近代社会，荷兰业已成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正以海上马车夫的形象纵横大洋之上，俄国的彼得大帝也即位3年，正在酝酿一场伟大的改革。虽然还没有到后来鸦片战争时完全一边倒的程度，但此时的俄国、荷兰军队在组织、装备、训练等方面已比仍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军队有着明显的优势，坚船利炮的形象已经建立。可是，由于中国军队最终取得了这些战斗的胜利，在战斗中发现的双方差距就被胜利的光环所掩盖了，睡狮再一次躺下，进入天朝上国的香甜梦乡。与萨英战争做一个对比，人们不禁要喟然长叹：如果中国的皇帝们能有岛津久光那样的眼力和胸怀，中国何至于要到1861年圆明园化为灰烬之后才成立总理衙门，使得自己的近代化进程如此姗姗来迟而又代价巨大呢？
在经历了无数曲折，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之后，中国终于走上了现代化的大道。在近年来国际金融风暴的考验下，中国更是一枝独秀，在西方国家纷纷在经济衰退和债务危机的泥坑中挣扎的时候，依然保持了快速增长的经济发展势头。一时间，各种类似北京共识、中美共治，乃至中国很快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说法纷至沓来。如果用战争来比喻，毫无疑问，中国现在是打赢了一仗，而且赢得相当漂亮！然而，从萨英战争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出，胜利者未必就是不应受到指责的，他也可能有着许多内在的缺点问题需要向失败者学习。然而，这些问题很容易被胜利欢呼声所掩盖，从而隐藏下来，成为身上的暗伤。从这个角度来看，胜利其实比失败更值得警惕！因为失败时，人们比较容易保持清醒的头脑，会努力寻找自己的缺点问题和改进之道，从而为后来的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就是这个道理。而胜利，则恰恰相反，可能会让人们冲昏头脑，自以为是。如果没有岛津久光那样的眼光，胜利反而很可能会成为失败之母！因此，让我们向岛津久光学习，深刻的总结胜利的教训，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不断反省自己、改进自己，不要让今天的胜利变成明天的失败，而是要让今天的胜利变成明天更多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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