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天白曾回忆起第一次见张治中的印象：第一次见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值冬天，他穿着一件狐皮袍子，长得很漂亮，讲话非常生动、幽默。对年轻人很爱护，教我们怎样做学问，怎样修身养性。他讲话的题目是“修养七件事，行为两戒条”。七件事包括天天看报纸、听广播、看名人传记等等。两戒条，一个是戒骄，一个是戒惰。在我看来，他不像身经百战的将军，更像教书的。他始终未忘记幼年的困苦，抖了抖狐皮袍子说：“我住在南京，那里华洋杂处，我穿这个是为顾及国体，一个上将如果穿一身土布，就会显得过分特殊。国际人士看来也不雅。”
加中国共产党，并向周恩来提出了申请。周恩来十分高兴地说：“我个人表示欢迎，但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给你回话。”过了一些时候，周恩来回复说：“‘中共’方面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国共’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入党。此时你加入中共恐有不便，不如稍等适当时机为宜。”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作为国民党要员的张治中言论激烈。到1925年夏，他“言论和态度，都被‘右派’所看不惯，”因此被“右派”视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把和张治中关系密切的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称为“黄埔四凶”。
“周总理和我父亲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张一纯回忆起周恩来与父亲的往事，思绪一下子回到了1989年。
这年的春天，邓颖超邀请张治中子女去做客，她对张一纯说：“你父亲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我们这位老大哥喜欢开玩笑，他讲笑话，别人哄堂大笑，可他自己却一点儿也不笑。”
邓颖超举例说，“1925年我同恩来在黄埔军校结婚，那时恩来是政治部主任，你父亲是新兵团团长。我们结婚很保密，除了你父亲，别人谁也没告诉。谁知你父亲一定要请客，他安排了两桌酒席，找了几个会喝酒的人来作陪。那次他自己一口酒都没喝，却把恩来灌醉了。最后他找来卫兵把恩来抬回去，直到第二天，恩来的酒也没醒。这件事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自此，周张之谊即便在“国共”两党尖锐对立、武装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也从未中断过。
“北伐战争”开始后，张治中为了能够使“国共”两党合作如初，避免破裂，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建议由周恩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但最终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每想及此事，张治中“始终认为北伐的统帅部没有周参加，是一大损失，”“也是导致‘国共’两党破裂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北伐军到达衡阳后，张治中又一次提请蒋介石：会师武汉以后，“对两党问题要请你特别注意，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保持两党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
1928年秋，张治中出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要职。在黄埔军校的10年间，张治中5次离校率兵参战。其中一次就是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一二八”主动请战，留遗书赴前线
1932年1月28日深夜，驻沪日军借口一名日军失踪，向上海第19路军发起猛攻。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的19路军主动回击，“一二八”淞沪抗日的战幕惨烈揭开。
此时，蒋介石已经退职下野。1月29日晨，蒋介石获知事变颇为意外，他在日记中说：“闻昨日对上海日领事要求已承认，彼已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同时，蒋介石判断“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
他发出一道通电，电文中称：
“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际，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与此破坏和平，蔑信义之暴日相周旋。”
此时，身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心急如焚，他说：“中央部队散在各地，而因蒋下野，群龙无首，一时未易集中。”
同时，他对十九路军的处境十分清醒：十九路军孤军在沪作战，决不能久持，应该予以增援。
2月初，蒋介石在浦口会晤张治中。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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