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中间司令部对于下级的报告，仍有不依据当时情况并根据知识，判明真伪，而一律向上级司令部呈转，使高级司令部徒为低级司令部的文电所堆积。这些文电由于缺乏中间司令部的审核或判断，因此价值甚低。总之，由于中间司令部不作审查判断，加上越级报告等原因，使得高级司令部为求适机而越级指挥，因而造成指挥系统的紊乱，会战秩序也因而破坏。（注：蒋介石：《抗战形势之综合检讨》，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9，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10页。）
蒋介石对于军事将领的批评，每多出于家长式的求全管教，因此言辞不免激切，且常以偏概全。事实上，抗战期间的高级将领大多出身黄埔军校前几期。早期黄埔的训练时间甚短，所学有限，不过由于连年作战，因此升迁迅速。据统计，1944年时一般高级将领，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下，有些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甚至只有三四十岁（注：而当时日军一般将官的年龄，则大多在50岁以上。参阅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11页。），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蒋介石对于这些学生在心理上总视之为小孩，“老是觉得这些毛头小子会出乱子而不放心……什么事情都不能放心他们去做，而事事干预他们，而且干预得很厉害”（注：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盘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06页。）。
蒋介石不仅看不起他的黄埔学生，对于李宗仁、陈诚、薛岳等老一批将领的用兵，也常有不满而采取介入指挥作战的行动。例如1938年武汉会战时，蒋介石亲任总指挥，以第五战区李宗仁部负责长江以北防务，第九战区陈诚部负责武汉以东的长江以南防务。9月，蒋介石对李宗仁的用兵消极“殊为痛心”，乃亲赴鄂东督战；对于陈诚的“怯懦无识”，用兵“不知轻重缓急”，十分意外，深感将才之不易得。（注：杨维真：《再造革命——蒋中正复职前后对台湾的军事布置与重建(1949—1950)》，(台北)《中华军史会刊》第7期，2002年4月，第363—364页。）又如1935年元月，毛泽东在贵州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握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权，红军长征进入了第二阶段。3月31日，毛泽东、朱德南渡贵州乌江，红军此一行动使得蒋介石惊慌失措，紧急采取应变措施。根据侍从室主任晏道刚的回忆，“从得悉红军渡乌江之日起，蒋实际上就以战场指挥官自任，撇开了薛岳的贵州绥靖公署和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薛岳变成了一个侍从参谋，等于一个高级传令军官，蒋有时还耳红脸赤骂个不停。每一道调动指挥部队的电令，薛岳非经请示不敢作主。”（注：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页。）
此外，蒋介石也采用以下的一些方法改变大家对手令过多破坏体制的印象：
第一，各机关不得照录手令转行。蒋介石1942年元月曾通令各部会机关，于接到手令后，应照令中意旨切实施行，凡主管部转饬所属的下级机关，即应以各该本部的名义行之，不应照录手令转行，或径以布告军民。（注：《1942年元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呈文》，收于《通令中央各院部会不得以蒋中正手令为通令，应依手令意旨实行》，国民政府档案，0431/3720.02—01。）例如财政部限制购置食盐一案，该部在致各岸盐务办事处的通电中，居然有奉委员长手令，后方各省对购买食盐应加限制，以后每人每月只准购买8两等字样，实在有失体统，应予纠正。（注：《1941年12月30日蒋介石致孔祥熙函》，收于《通令中央各院部会不得以蒋中正手令为通令，应依手令意旨实行》，国民政府档案，0431/3720.02—01。）
第二，更改“手令”名称。1941年12月，曾有侍从室幕僚向蒋介石建议，手令不下则已，既下非实行不可，以免失手令威信。指出近年各部门常不论事情大小，均以手令下达，应予以规范，凡遇特别重要的紧急事项，应下手令，次要事项则应用命令。（注：《1941年12月30日蒋介石致孔祥熙函》，收于《通令中央各院部会不得以蒋中正手令为通令，应依手令意旨实行》，国民政府档案，0431/3720.02—01。）1942年12月4日，蒋更进一步指示侍从室两位主任贺耀组和陈布雷，以后发交各机关的手启各案，不可用“手令”的名称。（注：《蒋中正指示，陈布雷以后发各机关之手启各条不可用手令名称》，国民政府档案，0161.42/4450.01—01。）陈曾建议蒋，对于直属各单位，得用“手谕”字样代替；对于非直属单位，可用“手启便函”或“手条”等字样，绝不可用“手令”或“手谕”。（注：《蒋中正指示，陈布雷以后发各机关之手启各条不可用手令名称》，国民政府档案，0161.42/4450.01—01。）此项建议未见蒋批示，不过“手令”一词以后仍经常出现。
三、蒋介石好发手令的原因
(一)蒋介石的好发手令，与其军事统帅部的集权指挥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军事统帅部的指挥节度，较为集权化。各地区的作战构想及指导，往往由统帅部基于上层人员的判断而制定，与战场状况难免有所隔阂。尤其以国共内战(1945—1949年)初期的作战为然。原因在于各部队指挥官的军事思想不统一，个性不同，作风亦异，有求稳妥者，也有喜冒险者。以致统帅部不得不越级指挥，以求统合发挥战力。因此，统帅部除直接指挥绥靖公署及战区外，经常指挥战区、绥署以下至绥区、整编军或军团，甚至有的指挥至整编师。不过到了国共内战后期，统帅部的威信不足，此种情形则转变为各地“剿匪”总部反有擅自变更战略构想或不听指挥者，如东北、华北及华中均是如此，造成指挥节度紊乱，这也是导致蒋介石军事上迅速失败的主要原因。（注：三军大学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9册，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142—143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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