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帅部集权指挥方式的优劣点如下：
(一)优点
第一，能使所有军队在统一指挥下向同一战略目标作战，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第二，能使各种背景不同、素质各异的军队，在统帅部的指挥下，齐一行动，不至于形成各自为战、力量分散的局面。
第三，当统帅部具有充分威信时，可激励战志，增强士气，促进部队上下的团结合作。
(二)缺点
第一，过分干预下级，使得下级无从发挥其自身的指挥能力。长此以往，易使下级逐渐失去自主及应变能力，难以成为有为的将领，甚至养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依赖心理。（注：傅绍杰：《战斗力与战术的成就》，《现代军事》第3卷第3期，1948年3月，第15页。）
第二，各地区的战略构想及指导，由统帅部决定，不易切合战场状况变化，故易陷于被动。尤其重要会战或决战的指导，战机稍纵即逝，如等上级决定后再采行动易失战机。（注：抗战中期，军令部也曾抱怨“部队调动，统帅部干涉过严，有失前方机动性。”参阅军令部《军令部审查检阅各部队参谋报告书决议案》，油印本，1941年，第5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17。）一位当年的军事将领对此曾有生动的描述，并认为这是当年军事指挥上的一大弊病：
打仗是瞬息万变的事，前面一个情况，一直到师长晓得，起码已经过了十二小时，最快、最近的也要两小时才晓得。无线电的操作有一定时间的。师长得到一个情况后，再由参谋长作报告，也要一天。拟电报、译电报，再去拍，拍到侍从室再译给蒋委员长看，已经过了几天了。加上又逢委员长休息、开会啦，等到他下命令，情况早变了。不是他的命令错，而是情况不同了，照他的指示做，必定打败仗，这是必然的，我们指挥系统的大毛病就在此。军队无法独立作战，力量受到本身的束缚无从发挥，这是革命军积习很深的习惯，也是一个大病。（注：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纪录：《于达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第121—122页。）
第三，一个地区内常有数个战场同时进行作战，在缺乏健全的参谋人员辅佐的情况下（注：张瑞德：《抗战时期国军的参谋人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1995年6月，第741—772页。），如每一战场均听从统帅部的指示，将使得统帅部无暇应付。
第四，统帅权集中的指挥形式，必须在统帅部先有充分威信时方得实施，如统帅部的威信不足，则必造成各自为战的分裂状态。
统帅部的这种集权指挥方式适与中共军队相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与下级部队的指挥关系，初期较为松弛，及至1947年夏，也逐渐趋于集中，但是对于下级各地区野战军内的各部队，则自始至终甚少干涉；同时，重要决策或计划，多先征询下级意见，甚至进行往返数次的研商，最后才由中央军委会作成定案。如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等，均是如此。此外，中共军队下级部队的独断权责较大，上级赋予下级的任务较具弹性，有时仅以作战目标给予下级，并不作细部指示，因此下级部队，尤其各野战军，即可按照自己的判断与战场现况，指挥作战。故其战略可以充分取得战术的支持，部队特性也可以因应敌情的不同，而作充分的发挥。（注：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与下级部队指挥关系的优缺点，适与前述相反。因此，中共军队上层的指挥方式，适用于建国前的发展阶段，其缺点在于易形成割据分裂，中共军队日后的内部矛盾，与此有密切关系。参阅《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9册，第146—147页；OddArneWestad，DecisiveEncounters：TheChineseCivilWar，1946—1950(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3)，pp.9—10.）1948年初，徐复观(曾任侍从室参谋)即曾在蒋介石面前，将国共两方的指挥方式作了以下对比：
有不少人认为总裁(按：指蒋)直接指挥作战的方式不太妥当……匪军特性之一，是他们的机动能力特别强。由前线的团长、师长，把情况逐级报到总裁这里来，再由总裁指示下去，中间经过的时间，匪情已经有了变化，再适当的指示，也成为不适当的了。尤其是养成他们遇事请示的倚赖习惯，缺乏积极地责任心；失败后，把责任都向总裁身上推；这种风气应矫正过来。（注：徐复观：《垃圾箱外》，《徐复观杂文——忆往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9页。）
蒋听后一言不发，可见对于徐所提意见也知道得十分清楚。（注：徐复观：《垃圾箱外》，《徐复观杂文——忆往事》，第39—40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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