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既然集权式指挥方式为一项特色，则好越级指挥者，即应不限于蒋介石一人。事实上，确实是如此，如阎锡山（注：DonaldG.Gillin，Warlord：YenHsi-shaninShansiProvince1911—1949(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7)，pp.258—259.）、陈诚（注：张玉法、陈存恭访问，黄铭明纪录：《刘安祺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97页。）、胡宗南（注：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纪录：《王微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155—156页；桂崇基：《中国现代史料拾遗》，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22页。）等，普遍均有此倾向。军界人士以为，将领的喜好直接指挥，乃是自长久指挥小兵团的经验中养成的习惯，而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训练及经验所致。（注：《王微先生访问纪录》，第155—156页。）但是笔者以为，这些将领喜好直接指挥的习惯，乃是其个人经验与军队“集权式指挥文化”两者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1941年起，国防最高委员会于各级行政机关推行分层负责制度（注：蒋焕文：《战时政治建设》，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版，第180页；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处编印：《行政三联制检讨会议辑要》，1943年，第119—122页。“分层负责”一词，系由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所创，参阅蒋廷黻口述、谢钟琏记《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5—226页。），1945年1月，蒋介石也曾指示参谋总长程潜及军事委员会各部部长，应即于所属部会实施分层负责制（注：《蒋委员长致代参谋总长程潜及军委会各部部长为署属各部会及应实施分层负责制条示》，李云汉主编：《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2年版，第146页。），但是成效似乎有限。
四、蒋介石好发手令的原因
蒋介石的好发手令，除了与统帅部的集权指挥方式有关，同时也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当时的中国社会，基本上仍为一个农业社会，所赖以联系者，主要是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而非制度。军队为社会的产物，自然也反映其作风。抗战期间，尤其是抗战后期物质环境艰苦时，军队武器装备不良，待遇微薄，营养欠缺，升迁管道不顺畅，各种人事制度均无法发挥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所能仰赖者，只有反日情绪和官兵之间的情感。因此，蒋介石除了强调人身政治，以士气取代组织，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于是他除了组织各种干部训练团、班，经常自己出面外，尚须兼任中央军校及各分校校长，团长以上人员的任命，也须他亲自召见圈定。因此，他的好发手令和越级指挥，“也还是他人身政治的延长，只有经过他的耳提面命，对方才觉得责无旁贷，很多超过常理以外的任务，能否确实执行不说，首先也只有委员长手谕或面谕才能指派得过去”（注：黄仁宇：《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22—123页。）。事实上，长官越级笼络干部，在当时是普遍的现象，如军长越级笼络团长、师长越级笼络营长等。在胡宗南的部队中，胡不仅常越过兵团笼络军长，甚至常越过军长笼络师长（注：施有仁：《第三十八军守备秦岭和撤退入川经过》，《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632—633页。）；又如在薛岳的第四军中，团长以上的人事调动，也非经他本人的批准不可（注：故有人讽刺第四军为“薛家军”。参阅罗平野《镇江江防第四军的覆灭》，《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672页。作者曾任第四军参谋长。）。
手令既然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内容和格式即必须讲究。在称谓上，对一般部属，当然可以直称下属的姓名与官衔，对关系较为密切者，则使用别号，甚至称兄道弟，如对冯玉祥称“焕章大哥”或“焕章如兄”，对阎锡山称“百川兄”，对李宗仁称“德邻兄”，甚至对比自己小14岁的张学良，也称“汉卿兄”，下面称弟署名。对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因其为拜盟兄弟马福祥之子，故称“少云世兄”。对林森，为表示尊敬称“林主席”，下署蒋中正。对黄埔学生，本可直呼其名或仅称其职务加姓名，但蒋为了笼络人心，也常对其称兄道弟，如对胡宗南称“宗南弟”，对康泽称“兆民弟”。（注：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953页。）
至于手令的内容与叙述方式，则视性质与时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现试举以下二例加以说明。
1944年5月5日，日军进犯洛阳，与第一战区部队战于龙门。（注：郭廷以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第280页。）蒋介石于战况激烈之际，发出一电示，所书收件人除了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副总司令刘戡，更包括下属各军长、副军长、师长、副师长等20余人，内容除了以感性的言词鼓舞士气外，也重申“连坐法”的惩罚方式，以加重各级干部的责任感：
特急。洛阳。蒋长官，转第十四集团军刘总司令茂恩、刘副总司令戡、张军长际鹏、武军长庭麟、谢军长辅三，并转陈副军长鸿远、陈军长武、张副军长信成、刘师长献捷、李师长纪云、马师长雄飞、范师长龙章、沈师长向奎、王师长连庆、张师长世光、李师长振清、王副师长文材、尹副师长作干、王副师长辅成、李副师长松昆、陈副师长德明、梅副师长展翼、赵副师长天兴暨各团长钧鉴：此次洛阳、龙门之会战，实为我抗战成败之最大关键，正我全体官兵杀敌报国成功成仁完成革命之职责，用慰我国父及阵亡先烈在天之灵，凡我忠勇将士，务须抱定必胜信念，死守阵地，发挥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决心，上下一致，共生同死，服从命令，严守纪律，重申连坐法，如有怕死、后退伤害我全军之荣誉者，必斩无赦，望我各级官长尤应身先士卒，严督勤教，完成此重大之使命。我军荣辱，主义成败，国家存亡，民族盛衰，全在此举，希共奋勉，争取胜利，勿使长沙与常德战绩独美于前也。蒋中正手令。辰歌申。印。（注：《蒋委员长致第一战区长官蒋鼎文转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副总司令刘戡及各军师团长等所属奋起争取胜利电示》，《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二)，第253—254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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