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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父亲常对黄埔系“智能不足”耿耿于怀

核心提示:有形的战力之外,需要有无形的战力,才能使有形的战力变成行动、事实与结果,否则光有无形的战力,根本无法发挥作战能力。父亲是一个非常讲究思想论、方法论与工具论的人,而这些都是成之于人,所以他对急躁性的黄埔教育深感有所欠缺,虽然忠勇有余,但是毕竟训练时间不够。
    本文摘自《蒋纬国口述自传》,口述:蒋纬国,整理:刘凤翰,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我在检讨七十周年建军建校时,有一个重要发现,总理当年之所以要派父亲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就是因为父亲对军制有很深入的研究。尤其当朱执信先生过世后,总理说:“自从执信死后,介石是唯一的人。”父亲因为个性强才能贯彻始终,他对总理尽忠,但是总理有几次误会他,以为他和陈炯明吃味,父亲向总理表明:“您可以试试看用陈炯明,我可以走开,我不是来抢职务的。”一开始,父亲在陈炯明部队里当作战科长,他临走时,曾经一再提醒总理:“陈炯明必变。”事实证明,父亲的预料是没有错的。
     父亲很注意军队的制度,他归纳为“管教养卫”。陆军的方式是一个阶层以作战为主,再高的一层则兼管作战与行政,如旅管作战,师兼管作战与行政,军只管作战,军团兼管作战与行政,像这样的体制,使一切都着眼于作战。有一句话叫:“军以战斗为主”,也有人翻译为“军以作战为主”。这两句话都是一样的,不过用“作战”二字较好。事实上,军队除了作战之外,也没有别的事。
     谈到军制学时,有些是父亲的观念,有些是我的观念,到后来我们两人的观念已经无法确实分开,但是我不应该居功,即使是我先想到进而提出者,只要经过父亲再度思考并同意后,就应该视为父亲所提出的观念。所以,与其说这本访谈录是写我的一生,不如说是写父亲的一生,只是这件事与我有关,所以由我口述写出。虽然是我的自传,但也变成了父亲的别传。
    (一)使命与任务
     知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武力为中心之思想总体战”的人不多,同样了解“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涵义的人也不多。“老总统”提出这句话之后,并没有交给任何一个学术机构加以演绎出来,因此,始终没有任何下文。我总觉得这不是领袖的错误,而是高级幕僚的疏忽。
     我从美军体制中,确实有了不少体会。美军不论是自己发现问题,或是接到上级的指示,甚至是下级的请求,只要产生一个任务,他们就会做一个missionanalyze,我们翻译成任务分析。事实上,mission是使命,Task才是任务,如此翻译不知原因何在。父亲曾经讲过:“中国一般的干部只做两件事,一件是上级交办的,一件是下级请求的,自己只是一个转界站,从来不会自我产生一个mission(使命),这是很大的缺点。”因此我们就产生了使命和任务的区别。
     后来郝柏村当了参谋总长之后,将二者合并,称为任务,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尤其他没有请示过“老总统”,就擅自更改。“老总统”曾经清楚规定过,而且美制里也说得明明白白:自己产生的谓之mission,上级交办的谓之task,根据自己的基本使命,再加上临时的task,例如工兵、通信兵有其原有的使命之外,一旦遇到非打斗不可的状况,还是要打斗,这就是临时的task。所以根据一般的状况与基本的使命,而产生了临时的任务。上级交下的任务,到了自己单位之后,要变成本单位的使命,然后根据使命,再交给所辖的各单位,使命就又变成任务。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观念,不可以破坏,一旦破坏,军中就无纪律可言了。
     父亲一再强调,不可以只注意上级交代给下级的使命,自己也要产生使命。当时父亲讲了这篇训辞之后,情况好转了一阵子,但是后来又慢慢“皮”掉了。
    (二)责任制
     从封建时代的帝王专制一直到现在,在上位者还是重视权威,闯了祸以后完全不负责任,结果变成由部下承担责任、长官专享功勋的情形。几千年来,在专制的体制之下,职责不明确,因此产生了父亲早年在大陆上所说的“分层负责,逐级授权”的情况。父亲讲这句话无非是要我们建立一个制度,但是高级幕僚对于总裁统帅所说的话,却没有任何反应,样样事情都等着逐级授权。分层负责的观念是对的,但是逐级授权似乎有实行上的困难,而且,过去的情形是长官有权、部下有责,这一点是说不通的,如果采用逐级授权的方式,一旦长官不愿意授权,情况就很难处理。因此父亲后来又提出一个问题:逐级授权应该如何做,多少人会愿意将自己权利往外分呢?另一方面,授权令尚未送达时,责任已经产生,所以应该在制度上明定权随责来,当接到责任时,权利自动产生。为了这个事情,父亲与我谈论了个把月的时间。这些都是军制方面的事情,所以父亲非常谨慎,他只要一有空,就会找我一起讨论。我并不是说我有什么聪明才智,只是父亲提醒我之后,我会再去思考、组织,并且加以体会。当我想出一个点子之后,就向父亲汇报,父亲再以他的逻辑思维,来判断点子的好坏。就这样,我们逐次地确立起国军的军制。
     有一天,我拿了八个字到士林官邸去见父亲,他如获至宝。我说:“父亲说的‘逐级授权’是既不科学也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传令兵在半路死亡,或是迷了路,无法将授权书送达,即使有授权的事实也于事无补。另外还有很多原因可以造成权未授及,而责任已经开始的情形。”我跟父亲报告后,他完全同意。我跟父亲说:“权不是要等到授才有,而是要跟着责任一起来,并且要变成一个制度。”我还以民国二十年将授印制改为受旗制为例向父亲说明,所以父亲决定取消原来的八个字,但是国军没有一个人注意这件事情。这些决定在训辞里都有。新的八个字是“职责明确,权随责来”。“授”指的是授责,而不是授权,指派职务时,称为一般性的授责,也就是基本责任,在一般授责之下还有一个特定的授责,所以每一个职务都会产生一个责任,有了责任之后,权随责来,有多少责任就有多少权利,不必再等授权,也无须再等命令。形成制度之后,任何人都可以遵守,所以父亲高兴得如获至宝。起先我们还有一点争执,正在争执时,佣人刚好倒了一杯茶进来,我就以茶为例向父亲说明:“父亲如果授权给我喝这一杯茶,我爱喝则喝之,不爱喝则可以不喝,至于何时喝,如何喝,甚至不喝,都由我自己决定,假如父亲说:‘你负责把这杯茶喝掉,现在就喝掉。’我就没有任何选择,但是你既然给我这个责任,又不给我这个权,我如何去喝呢?我不就变成动辄得咎了吗?所以有多少责任就有多少权利。”
     父亲那时候已经讲过一篇关于责任制度的训辞,责任制度就此开始。所谓责任制度包含了随责任一起来的权利,每个人的职责要在编制表上订定,凡是负何种责任的人,就有该种权利。责任制度是促进行政效率的重要观念,但是一般的长官都是爱权利不爱责任,这其实也是人之常情。后来父亲在几次演讲中,都特别强调责任制度,最后就产生了行政三联制。实施行政三联制之后,就有计划地执行考核。这点在父亲的思想上非常重要,可惜在建军建制时,我们的高级干部未能完全了解,所以在推行时没有认真执行。直到民国六十四年,父亲过世前,还命令人事行政局颁布一份训辞《人事考核要领》———对于责任制有非常清楚的说明。
     有关责任制度,父亲曾经提出六字要诀,也就是职、责、学、术、绩、效,在《人事考核要领》训辞中也有明确的披露。有何种职务,就产生何种责任,要完成责任,就必须具备学问,不仅是学问,还包括技术,最后检查成绩,看看有何效果。父亲说:“同样一件事情,第一、甲做好了,乙也做好了,成绩相同,但是效果不同;第二、甲乙都做得很好,但是甲面面俱到,乙却把人得罪光了,下一次连做的机会都没有。”我觉得父亲举这两个例子非常好,可以充分说明六字要诀。讲责任制度,六字要诀是非常重要的。而父亲从六字要诀中又产生出另一句至理名言———“凡任指参者,必先学得高两个阶层的用兵修养(凡任长僚者,必先习得大两个范围的工作学能)。”
    (三)无形战力与有形战力
     父亲曾经提出一个重要观念,即:“无形战力有三,一是学术,二是意志,三是纪律。”父亲毕竟是经过多年历练的人,再加上他非常具有理哲思维,所以能够提出这个重要观念,我觉得民主和专制的差别就在于长官有没有理智,他的思维理哲如果是科学的,这个长官就是好长官,没有什么危险性,就算是错了也一定有其不得已之处。父亲从来没有下过一个专横的命令,就是因为他具有思维理哲。他同时也要求我们要有行动理哲,行动理哲确立之后,便能增加不少工作效率。父亲还特别强调思维理哲是逆序式的,行动理哲则是顺序式的。以登高为例,登高时,一定是一步一步向上爬,不可能一步登上高峰,但是我们在思维时,一定是先想要不要到山顶,再退回来想如何到山顶,先建立条件、工具,成立部队,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没有做到前一步,就到不了下一步。但是,没有先做逆序式的思维,马上就做顺序式的施行,走到半山腰时才知道走错路,到那时,要退回来重头开始,既浪费时间精力,也失掉了时机。所以父亲强调逆序式的思维与顺序式的执行。而这些都需要以学术为基础,有了学术之后,先了解状况,再以学术分析状况,其决心才是客观的,才是有基础的、不会动摇的,否则就会把自己的私心放进去,这种计划一定是最笨的。所以父亲曾经指示我们:智慧的反面是自私。孟泽尔将军曾经对父亲说过德国参谋的一句座右铭———“无我”。因为“无我”,才能够对事不对人。
     父亲在与我谈话时,常常对于黄埔系的人“忠勇有余,而智能不足”耿耿于怀,所以父亲不断地举办训练班,派遣素质良好的干部出国留学,尤其是到德、日两国,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于军事干部的培植非常严格,而且这两个国家的民风就是踏实。当年日本邀请德国军事顾问到日本训练军队,德国考虑再三,预备派遣有名的大将到日本,最后有一位迈克尔少校向参谋本部建议:“什么人都不必去,也不必带一本书,只要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参谋本部问他有何能耐,他说出一套理论来:“我们人派得愈精愈多,人家只学得点点滴滴,我一个人去,向他们说明军事学的道理何在即可,道理弄懂了,就一通百通。其他的是要日本人自己建立军队,而不是德国人去帮日本人建立军队。”这是父亲一直鼓励我们、叮咛我们的地方,要我们通理,要我们了解理则。他写过一篇训辞,内容提及西方的逻辑学就是我们的理则学,而我们的理则学更包含西方的逻辑学,更甚于西方的逻辑学。逻辑学只是演绎与归纳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理则,就不能做到演绎与归纳。父亲鼓励我们要通理,所以我常常在想古人说过的一句话:“读书所以通理也。”究竟通些什么理呢?归纳起来有人之理、物之理、事之理,如果理不通,任何事情都无法实行。在历史的演进中,中国人逐渐地偏重到人之理,疏忽了物之理与事之理,而西方人则太偏重物之理,疏忽了人之理与事之理。中国人要恢复原有的理智,才能够真正通理,所以国父说:“学问救中国。”父亲则提出:“无形战力有三,一是学术,二是意志,三是纪律。”这是我与父亲多次讨论后所归纳出来的结论。当我们在讨论时,最为困扰的一件事情就是道德是否为无形战力,父亲说:“无形战力就是精神力,就是心理力,但是如果没有道德作基础,很难达到要求。”不过,最后我们还是没有把道德纳入无形战力中,因为道德太抽象了,很难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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