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凤祥说，在抗日初期，赵尚志本能地鄙视和讨厌土匪，不愿意与他们为伍。在此期间，赵尚志曾与这些队伍麻烦纠纷不断。但他很快认识到，党领导的游击队尚弱，要抗日必须联合这些杂牌军。许多次战斗，只要对方是中国人，他就骑马到阵前喊话。有士兵说，“别喊话了，枪子儿可不听你的呀！”赵尚志说，枪子儿能打着几个敌人？我一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就很可能跑过来一大群。
于是，赵尚志收编了许多“山头”，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他被推选为总司令。这种做法虽然迅速壮大了队伍，但始终没能彻底解决队伍的革命性，这也是造成东北抗日环境复杂的一个重要原因。
雷凤祥说，除了党领导的基干队伍外，其余的抗日队伍多具有三面性，他们一会儿意气风发跟着共产党打日军，一会儿自立山头去做土匪，一会儿干脆下山给日军做帮手。即使他们当汉奸时也有两面性，有时竟也会哗变一下，把对方的伪军带上山倒戈抗日。
这支队伍中出现一些汉奸几乎是注定的，从师长到普通士兵，什么级别的人都有。比如，赵尚志为了收编一个叫于九江的土匪，和他结拜为“兄弟”，任命其为第七师师长。但于九江匪性不改，进行内奸分裂活动，后被赵尚志兵不血刃用计拿下。
这一点很快也被日军了解并利用。对赵尚志领导的抗联队伍，他们的剿灭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却总也见不到成效。有数次，日伪军队已经将赵尚志的队伍围在当心，却总是被他神鬼莫测地突围出去。明刀明枪的战斗，日军对神出鬼没的赵尚志无可奈何，于是，他们在一浪高过一浪的严酷镇压中，一只手拉拢土匪武装，“只打抗联，不打土匪”，分化抗日队伍，另一只手放出了阴毒的暗箭——收买汉奸执行刺杀计划。
最早要刺杀赵尚志的汉奸叫周光亚。在1934年日军悬赏1万元要赵人头的时候，周混入赵部，因为有点文化，被任命为司令部秘书。但是此后不久，有认识他的同乡也加入了抗联。周光亚怕暴露身份，在另一个伪装成医生的汉奸混入抗联后，他寻机将经济部长李启东杀害，夺款逃跑。
此事对赵尚志刺激极大。李启东比他大12岁，是创立珠河抗日游击队（抗联第三军前身）的七人之一。李被刺后，司令部对奸细问题警觉起来，经过对“医生”的审问，才知道他准备投毒害死赵尚志等人。
诸如此类的事情时有发生，以至于赵尚志一直对汉奸、叛徒有着高度的敏感和戒备，却不料最终还是殒命在汉奸枪口下。
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赵尚志对奸细近乎杯弓蛇影的警戒心理，让他把一些党内不正确的路线、政策与奸细相关联，因而加剧了他遭受的不公正批判。
游击根据地
在中国革命史上，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一直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能够存在并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但在东北地区长达14年的抗日斗争中，从未出现过像井冈山、中央苏区那样的根据地。归根结底，是他们面对的敌人太过强大，斗争太过残酷。
东北抗日联军各部都没有放弃过建立根据地的努力。以赵尚志率领的抗联第三军为例，他们先是在哈东地区打游击，建立了南北350里、东西200里的哈东游击根据地，后来转战到汤原，又创建了方圆500里的汤原游击根据地。
不过，这两片区域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根据地，更近似于游击区。
东北抗日与中国其他地方相比，情况更为错综复杂。在这里，有日本密集的76万大军和大量伪满军队及汉奸，有严酷的自然环境，抗联要生存，只能在深山老林中不停转战，根本没有足够时间和空间供他们去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创建根据地。
没有根据地，最大的难题就是部队的后勤给养得不到保障。抗联像无根之木、失水之鱼，经常要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在冰天雪地中同强大而残酷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
彭真在谈到东北抗联的艰苦斗争时曾这样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二十多年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
即便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赵尚志所率领的部队也从不甘于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反而展现出了可歌可泣的进攻精神。
赵尚志成了日伪媒体上出现频率最多的“匪头领”。仅以1934年9、10两月为例，日本人经营的《盛京时报》、伪《滨江时报》先后6次报道了所谓的“匪讯”，从中可以看出，赵尚志在9月4日攻下了宾县的三个大村落，9月17日又出现在县城附近，有攻城迹象，破坏了电力和电信线路，10月4日又破坏了日伪铁路，导致军列脱轨……
《盛京时报》还有一篇报道，让人们能从反面看到赵尚志部队的军威：
适据康家炉何云阁保董紧急报告：匪首赵大队长尚志督部下党羽三千余名并带机关枪，迫击炮各数十门，军装整齐，枪械精锐，骑匪一千五百名，步匪一千五百名，扯五色旗，戴红袖标，着义勇军字样，风声鹤唳，耀武扬威，由山里汹汹而来。
转战哈东，赵尚志打出了抗日的威望，他还被选为东北民众抗日联军的总司令，统领着除杨靖宇所率抗联第一军外绝大部分的抗日队伍。1935年2月，满洲省委对之前的左倾路线进行了纠正，认为当时开除赵尚志党籍是轻率的、错误的，恢复了赵尚志的党籍。
对于这段历史，原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杨光华曾这样回忆：1933年赵尚志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失败了，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他党籍后的表现和行动表明他是坚持革命的。搞武装，积极抗日，服从党的领导，因此给他恢复了党籍。赵尚志从头到尾是革命的，受了挫折也没有消极，一直在搞革命，搞抗日活动。党开除了他，他也革命，这是难得的革命精神。
就在赵尚志抗联第三军军力日益强盛的同时，杨靖宇率领的部队挥师向南，驰骋于南满平原；李兆麟在后方根据地，设小型兵工厂、被服厂、仓库、医院，还成立了联军军政干部学校。而31岁的赵一曼高唱着《红旗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珠河慷慨就义。
日伪统治者被抗联的四处出击搞得片刻难宁，如坐针毡。当时的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发通缉令，杨靖宇、赵尚志被列在了前两位，赏金同为1万元。其下的日伪警察部门，更恶狠狠地叫嚣对赵尚志悬赏“一两骨一两金，一两肉一两银”。
而日军还使出了另一个狠招——“归屯并户”。
所谓“归屯并户”，就是把散居在游击根据地的农户合并到大的屯子中，绕着屯子建围墙、挖壕沟，设部队警戒。合并起来的大屯，其实就是日本的集中营。
东北农村地广人稀，本就难以支撑大部队。日军试图以坚壁清野的手段，断绝抗联部队和群众的联系。
而在对待日军“归屯并户”的应对态度上，刚恢复党籍不久的赵尚志与抗联收到的指示发生了分歧，再一次陷入了党内的路线斗争中。这是日军实行“归屯并户”时也不会想到的“意外收获”。
路线之争
赵尚志反对的是王明。
当时，中共中央正带领红军进行着两万五千里长征，与东北党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始接手东北党组织的指导工作。东北的党组织实际上受驻在共产国际的王明及康生指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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