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章晋：其实石原莞尔是非常同情中国的，1911年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刚好是住在这个朝鲜的春川，他当时听说这个武昌起义成功消息的时候，当时喊出“中华民国”这个称号的时候，当时他就把自己手上的一小拨兵带到一个山上去，然后对天鸣枪，上面那些人全都是流泪高呼嘛，就是“中华民国万岁”。因为在他的那个心里头就觉得，中国和日本其实是命运有一种一体的感觉，就觉得如果这个有色人种，只有一个日本的话，那么肯定是会被西方列强吞并、消灭掉的，如果中国也和日本一样都崛起了，那么日本就有一个依靠。
解说：石原莞尔在武汉期间，为了收集情报，经常化装成苦力在码头上与中国苦功一起劳作，他目睹恶势力和警察对普通民众的盘剥。一次他本人与警察发生了争执，警察竟扒光了他的衣服搜身，抢走了他身上最后一个铜板。辛亥革命之后的乱局，让石原莞尔等一批日本少壮派军人十分失望。
王希亮：就是这个国家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这个兵痞，然后中国的爱国学生是世界上最乱的，就是他们起哄闹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线，然后他们转身就走了。总而一句话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
解说：在中国石原用一年多的时间，跑遍湖南、四川及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他形成了自己的中国观。
黄章晋：一个是失望还有一个就是一种优越感，就是说我虽然和你是同文同种，但是我们却一步到位就变成了现代化的国家，而你这个东亚的老大，结果却迟迟不能进入现代化国家，而且看上去也看不到这种希望，这种优越感就觉得就是说，那我就是领导，我来带领你改变你们的命运。而不是说像更早些，像那个辛亥革命之前的时候，是说我们帮助你们，然后让你们跟我们一样。
解说：中国政府欺压民众，官民对立，如果外国势力入侵中国，民众不支持中国政府。这成了石原后来大胆策划“九一八事变”的重要依据。以列强的干涉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其主动者必须是日本。
黄章晋：他这个所谓的对中国的同情，就变成什么，就是说我们要解救中国人民，把中国人民从这个军阀的统治中，和这个贪官污吏和这些腐朽统治阶层的手中解救出来。我们日本是老大哥，然后中国人是小弟。
张生（抗战史专家）：实际上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吧，每一个侵略中国的人，都会给自己一个理由，而且这个理由呢，往往打扮得就是比较道德上很高尚的，他们自认为日本的统治比较优秀，比较规范、比较制度化、比较优越，企图来通过某种方式给中国人一个示范。
“九一八事变”和“满蒙独立”的主谋
解说：石原再次来到中国，已是八年后的1928年10月，这一次他的头衔是日本关东军中佐参谋，而此时的石原已今非昔比，他已经出版了一本至今仍为某些日本人津津乐道的著作《最终战争论》。那么《最终战争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呢？
张生：当时他有个基本判断，大概在四零年代中期呀，要发生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他们看来就是白人之间的，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依他们的看法将会是以日本为首的黄种人，和以英美为首的白种人之间的对决。
黄章晋：因为在他看来归根到底还是地球上的各个民族是一种生存竞争，丛林式的一种竞争吧，就是，而不是共赢式的一种共生。丛林法则式的，里你着，那我就得死。
解说：石原在《最终战争论》中提出了自己“满蒙生命线”的理论，他认为日本应该先将中国东北拿到手，以此为基地征服苏联，再南下征服中国，最终代表中方与美国进行一场东西文明的最终对决。
王希亮：石原莞尔这一代人成长的时候，长成的时候呢，就是说恰恰就是在日俄战争结束，然后日本转向国粹主义，那么这些人他天生就是说，和他的上一辈领导，上一辈人，全心倾慕西方完全相反。他是反过来的，其实西方成为一个对立面了，技术上虽然有可学的地方，但是从价值观上面完全是一个反动的，认为西方是反动的。西方其实相当一个外部世界，从心灵和精神上来说的话，就是无意中走向了一种封闭，就是他的开放心态、学习心态，其实明显是比他上一代要差。日本代表的一种价值观，其实就是很像我们今天这个“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这种观点的东西一样。
解说：1929年5月石原的原上司板垣征四郎，调任关东军大佐高级参谋，他邀请石原一起来到了中国东北。在1929年日本关东军的一次参谋会议上，石原莞尔强调满蒙问题的解决，是日本存活的唯一途径，他的论据有三点。一，为解除日本国内的经济危机，需要对外战争。二，解决满蒙问题，不仅是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大多数支那国民的利益。三，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满蒙属于汉族，不如说应该属于日本民族。为证明最后一点，这年二月，石原莞尔特地回日本，拜访了当时日本中国问题的头号专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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