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不过提供的技术还是免费的。
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因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根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苏联共欠下的57亿元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实在算不得一个太大的数额，而且所欠的也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
毛泽东为“争口气”提前还债
1959年中苏领导人出现了一系列争吵，尤其是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庐山会议出现的党内争议也被怀疑与之有关，两党关系趋向恶化。1960年6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又出现激烈争执，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于同年7月16日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并违反合同停止供应许多建设项目的设备。
此前中苏两国因有“兄弟般”的友谊，贸易上出现一些拖欠并未引起重视，关系恶化后，欠债问题便很快上升到政治高度。
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困难。得知这一消息后，7月31日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说明两年间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出现了贸易欠债。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从这年的年末起，毛泽东有几个月不吃肉，以表示带头共度难关。
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要求尽快还债，考虑到国内闹饥荒，经济部门还是希望推迟偿还这笔数额并不算大的欠款。1960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曾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
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不过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中苏两党出于各自战略需求，都采取了防止破裂的措施，最终达成了共同宣言。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前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刘少奇访苏期间，米高扬曾表示很快会恢复一些援华项目并再派专家，苏联对中国还债问题也故意表现出了高姿态。
苏联同意推迟五年还债
1961年同1960年一样，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份。同年上半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向中国提供当时苏联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成为苏联最后向中国提供的一次军事援助。同年2月27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
面对这一姿态，1961年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大使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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