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愿向中国借粮后，3月间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同年4月8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专门接见了中国对外贸易部的正副部长叶季壮、李强，又谈到可推迟还债。随后两国发表的公报称：“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
当时，这一公报在中国的《人民日报》刊登并在广播中播出，在民众中产生了好的影响。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曾以专文对苏联表示感谢说：“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
不过好景不长。年底，中苏双方就因如何对待阿尔巴尼亚问题而出现公开分歧。为开展“反修”斗争并激发对“现代修正主义头子”的仇恨，有关“苏修逼债”的说法和一些渲染性描绘，又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在国内开始传播。
还债支出远不及同期援外金额
1961年11月，苏共不顾中共的坚决反对，在召开二十二大时公开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使中苏交恶的趋势再也难以扭转，并在1963年以后展开了公开论战。1964年以后，中国因经济好转，一再提出提前还清对苏债务，终于在1965年还完。
据国内公布的统计数字，60年代前期中国对苏还债数额及其在国家财政中的比例如附表。
仔细看一下统计数字并进行量化分析，人们就能认清这一时期中国对苏还债数在国家年财政支出中比例很小。当时的中苏联合公报也说明，中国还债并非是用粮食，而是“供应苏联有色金属矿砂、锡、水银、铅、生铁、水泥、桐油、化工品、羊毛、生丝、茶叶、呢绒和绸缎、缝制品和针织品，以及其他工业品和手工艺品”。新疆出产的重要矿藏，便担负了对苏还债的半数款项，60年代初中国出现的饥荒可以说与对苏还债并无多大关系。
不过，后来有人解释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却大讲“自然灾害”和对苏还债，“对内怨老天，对外怨苏联”成了推卸领导责任的推托之辞。其实早在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便感叹地用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不同意把困难原因说成是所谓“自然灾害”，也没有提到苏联。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一系列决议和文件中更是如实地说明了造成当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左”的错误，三十多年来国内众多理论文章也做了同样的分析。近些年却有些人仍在重复“自然灾害”、“苏修逼债”造成饥荒的传言，这如不是对历史缺乏了解，便是继续为“左”的错误做掩饰。
值得提上一笔的是，即便在中国经济最困难的60年代前期，援外金额也远远超过了对苏还债。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就曾说明：“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当时中国节衣缩食援助最多的国家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施援目的是推动“世界革命”和“支援反修”，最终造成的可叹结果有目共睹。究其根源，正是出于对世界形势的错误认识，以及同苏联竞争充当世界革命中心的心态。
当然，中国在经济困难时仍提前还债，显示了一种“争口气”的不服输、不低头精神，从长远看还是产生了一些好的影响。由于中国一直有良好的还贷信誉，这使国外能比较放心地对华投资或提供贷款。
不过看一下近现代世界经济史，后发的国家大都是采取“借鸡生蛋”即借款或引进外来投资的方法，较快地追赶世界先进水平。1965年中国还清苏联的债务，1968年又还清国内公债后，曾一度自豪地宣布自己是世界上少有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实际上在经济上倒进入了封闭状态。直至改革开放后，国人通过面向世界解放思想，认清了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的局限，对外债问题才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正视历史才能汲取教训。如今的人们回顾“三年困难时期”(不应再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最重要的是如实认识当年指导方针极“左”和空想狂热的错误，方可避免再重演类似悲剧。如果再重复“苏修逼债造成挨饿”这类不实传言，只会推卸和掩饰主观指导错误。想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人们就应摒弃情绪化的不实传说，还原事件本来面貌，并加以科学的定量分析，对中苏债务这笔旧账的说明自然也应该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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