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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谁是主谋:张学良晚年拒谈杨虎城?(4)

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载,12月24日夜,“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几决裂”。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也曾述及:在送蒋离陕问题上,与杨虎城发生歧见,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2。
     1《宋子文日记》也记载,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杨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不满地离去。——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2004年第7期。
     2但是,《反省录》所记依然语焉不详。张学良《敬告世人》书有更详细的叙述。张首述杨虎城幕中激烈派的态度及杨所受影响。张学良写道:
     杨虎城的反对蒋委员长返京,那不是出诸他自己,而是出诸杨的幕中渗透分子煽动杨,说我出卖他。所以当时杨虎城对我说:“你是受了蒋夫人、宋子文、端纳情感诱惑,有反初衷,你犯了温情主义,你是同蒋宋两家有私谊上的关系,可以和平了结。我杨某可是不肯作断头将军的,要干就干到底。
     我说:“这样的国家大事,岂是私情问题,我们不顾一切的行动,是为了发动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在张学良亲自陪同下,乘飞机离开西安,当日抵洛阳。在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了杨虎城指挥。这份用红色铅笔写的手令写道: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于学忠)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以杨虎城代理余之职,即日。”
     1966年,周恩来曾对杨虎城长子杨拯民说:“有人问我,‘西安事变’时如果把蒋介石杀掉会怎么样?我看也不过是日本人早打进来,革命力量早发展,抗日战争也许早胜利。结果未必坏。”
     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杨瀚说:“在张学良的口述史中说,他说西安事变的主谋实际上是杨虎城,他是陪衬。用事实来讲,杨虎城确实是主谋,这个主意本身是杨虎城提出来的,还有发动过程,都是杨虎城做的。这从张学良的态度也能看出,送蒋介石走的时候已经明显变了,他已经不是当初发动事变的立场了,在处处为蒋介石着想,这也导致他最后被扣。”
     杨瀚说:“我祖父做事机警沉稳,公事私情分得很清。西安事变前他未向家人透露任何消息,使我父亲杨拯民孤身一人在北平很危险。”而在“二二事件”发生时,杨虎城母亲孙一莲又被东北军扣为了人质。
     事变前杨母由小儿子杨茂三陪伴,住在蒲城甘北村老家。事变后,他们以为住到县城的家里会比较安全。然而,东北军叛军把杨家包围了起来,不仅抢走了杨母的一些财物,还限制了他们的自由。
     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今日已确知抗日前途有着,那么我们还要蛮干下去,必使内战扩大发生,而使蒋委员长失去领导,而走向相反的方向,那才是真的有反初衷呢!你怕死吗?你若是怕死,何必要发动这种大胆的叛变行为?我将只身护送蒋委员长入京,上断头台我一人承当,我决不牵连任何人。”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离开西安,12月26日抵达南京后,被蒋介石无理扣押。围绕如何营救张学良,东北军内部形成以特务团团长孙铭九、张学良秘书应德田等中下级军官为首的主战派与以29军军长王以哲、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等高级将领为首的主和派。随着事态不断发展,双方矛盾愈演愈烈,1937年2月2日主战派枪杀了王以哲以及东北军总部交通处中将处长蒋斌、少将副处长宋学礼和参谋处少将处长徐方,并意图追杀闻风躲避到杨虎城住所的何柱国,被杨虎城劝阻。这就是“二二事件”。
    1934年,杨虎城(右一)为母亲孙一莲祝寿。
     后经交涉,檀自新终于肯放了杨母。当杨虎城带着副官赶到东里堡迎接母亲时,老太太教训起儿子说:“你们干的这是啥事?亏你还五短长枪的,打了十几年的仗!一不做,二不休,你们既然得罪了他蒋介石,就不该随便放他,你比张学良大十几岁呢,就这么糊涂!”老太太把拐棍在地上敲得咚咚直响,“你们这是放虎归山,是造孽啊!”
    “当时周围的人都惊呆了,我祖父低头听着母亲的责怪,他心里也是有难言之隐的。”杨瀚说。
    张学良建议蒋介石送杨虎城出国
     1937年3月,蒋介石托人带话给杨虎城,说他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期望杨能主动去看他,“蒋介石不提他要见杨虎城,而是让杨虎城找他”。
    3月29日,杨虎城抵达杭州,在宋子文、吴铁城陪同下晋谒蒋介石。
    见面时杨虎城问候蒋介石:“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
    蒋介石回答说:“腰痛渐渐地好了。不要紧。”
     晚上,蒋介石宴请杨虎城,钱大钧、汤恩伯、胡宗南、上官云相等人作陪。蒋介石大骂张学良:“张汉卿这样一个人,虎城竟是跟着他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后来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
     杨虎城的态度是“目光下视,默不作声”。蒋介石说完后,杨虎城说:“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杨瀚引述祖父身边工作人员的话说:“出来以后,祖父对自己身边的人说:蒋介石一贯对人没有诚意,不应对他有什么幻想的。”第二天,蒋介石又邀杨虎城去谈话,蒋介石先是问他在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他的部署安置,有不恰当的没有?要他指出意见,可以改正。
     杨虎城还没有回答,蒋介石又说道:“在事变中各级人员(指蒋的手下的人们)对你是有不满情绪,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可有公家负担,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
     杨虎城虽然答应出国考察,但心里非常不愿意走。于是采取了同意出国但不急于出国,尽量拖延时间的办法。希望抗战能起,以此为由就不出国了。但随后蒋介石不断地催促杨虎城尽早成行。4月30日公开免去杨虎城的军政职务,提出让杨虎城出洋考察军事。
     杨瀚说:“蒋介石到了南京以后,张学良给蒋介石出主意想办法,杨虎城出国的主意最早是张学良出的。一是保护杨虎城的人身安全;二是他确实是替蒋介石考虑,杨虎城在陕西的势力太大了,调虎离山,虎必须离山,这样方便把东北军调出陕西。”
    催逼杨虎城出国的同时,蒋介石还准备了用暗杀来对付杨虎城1。
     1在杨虎城到杭州见蒋介石的前几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的人,找到在江苏镇任职的褚龙吟。用“报杀父之仇”为借口,游说褚龙吟为他们暗杀杨虎城。褚龙吟后来说:当我表示这件事我不能干以后,他马上声色俱厉地问我“你的杀父之仇,打算报不?”“当然要报。”我答复。“那么这样天造地设的好机会,你为什么不干?”“不,杨虎城不是我的主要仇人。”我说。“难道杨虎城没有杀害令1937年5月27日上午,杨虎城乘飞机前往上海,准备出国。6月初,蒋介石便来电,召杨虎城到庐山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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