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间，开化派党徒在厅外放火，宾客以为有人在燃放烟花，纷纷外出观看。
这时，埋伏在厅外的开化派党徒一拥而上，将闵泳翊乱刀砍倒，一时间宾主皆做鸟兽散，各自逃命。
党徒们趁乱入宫，谎称清军作乱，恐吓威逼国王李熙写下了“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由朴泳孝按预定计划持敕书引日使竹添带兵入宫，并将国王和闵妃迁往景佑宫。
控制了王宫的日军和开化党新军矫诏召守旧派重臣入宫，以逸待劳，来一个便处死一个。翌日，开化党组成新政府，以国王谕旨的形式函告各国使节，那些早已同他们达成默契的使节纷纷配合演戏，晋谒国王，恭祝新政，政变似乎大功告成。
袁世凯崭露头角
由于事出突然，袁世凯等人起初并不知道发生了政变。在接到陈树棠的报告后，袁世凯当即带兵二百人赶赴邮局，但早已空无一人，日本使馆也大门紧锁。
袁世凯带兵沿宫墙巡视，遇到疾行的韩军，问其所往，回答是奉命入宫禁卫。巡视至宫门时，发现宫门已闭。直至拂晓收队，还是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到了次日下午，才探明政变真相，当得知相熟的大臣们都已经遇害身亡时，袁世凯的心情极为沉重。
当时，中朝间的公文都要靠北洋的兵船送到天津的北洋衙门，往来一次需要好几天时间。如果按常规请示，重大事变的应对决策必由北京的清廷最高层来拍板，时间的延误也就无可避免，而挽回大局的机会就可能失去了。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袁世凯表现出了勇于任事、处事果断的心理素质。
在开化党公布新政府的成员名单时，驻朝的清军将领们也在磋商对策。吴兆有和张光前两个将领均表示“没有北洋的命令，不敢轻举妄动”。袁世凯强调情况紧急，已不可能待命而行。陈树棠则向众人转达了美、英、德三国使节要求清军暂缓行动的劝告，并表示自己意见相同，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师出无名，衅自我开。金允植也来函请清军按兵不动，以免伤及被日人挟持的国王。
会商的结果是，清军暂不出动，由陈树棠、吴兆有紧急函告李鸿章朝鲜发生政变，请求增兵并指示应对策略。袁世凯则负责联络争取由他编练的朝鲜新军。当晚，袁世凯向新军发放上等成色的黄金六百两，与左右营指挥官金钟吕、申泰照秘密约定次日入宫，共同护卫国王。
第二天上午，开化派政府发布改革政纲，汉城居民得知政变是开化党勾结日本人所为，一时人心思乱，举国惶恐。幸免于难的守旧派成员纷纷跑到清军大营，“痛哭乞师”，要求出兵勤王，众人仍是犹豫不决。
在两次致函国王，要求晋谒并带兵入卫王宫的请求被拒后，袁世凯认为事态紧急，间不容发，力主入宫戡乱。为了打消众人的疑虑，袁世凯承诺“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当，决不牵连诸位”。
见众人首肯，袁世凯立刻率一营官兵及朝鲜新军左右营赶赴王宫。
一入宫，便遭到守军的猛烈射击。清军果断还击，双方展开了激战，宫内顷刻大乱，闵妃携王子趁乱逃出宫门，投奔清军大营。袁世凯攻至景佑宫，发现国王已被转移，遂与退守楼台的敌军展开新一轮的激战。
袁世凯身先士卒，即使尸体满路也毫无惧色，奋勇当前。正胶着间，守军中数百个之前蒙袁世凯督导训练的士兵临阵倒戈，加入了清军一方，战局立刻急转。
竹添首先动摇，率领日军退回了使馆。朴泳孝等政变骨干亦随之逃跑，一路上受到聚集在宫外的市民的追打，洪英植等人护卫国王出宫赴北庙避难。整个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清军大获全胜，但遗憾的是仍不见国王的踪迹。
袁世凯重金悬赏打探国王去向，夜间才得知其下落，立刻派兵前去抢夺，洪英植试图阻拦被杀。
次日，国王移居袁世凯所部军营，召集原政府成员金弘集、金允植等，商议善后，组成新政府，并召见各国使节，告知政变平息。竹添因使馆连日遭到愤怒的汉城民众的围攻，惊惧交加下，自焚使馆，逃往仁川的日本领事馆躲避。
甲申政变以中国大胜，日本惨败而告终。袁世凯一战成名，应国王之邀，居于偏殿楼下，朝夕接触会晤，成为清廷在朝鲜的实权人物。
其实，此役双方兵力相差并不悬殊，各有一千余人。而竹添挟制了国王，控制了王宫，作战有险可据，以逸待劳。为何一败涂地？
首先，这与双方领军人物的意志有关。一切战斗都是心战，心理素质的强弱决定了战局的走向。政变一方的核心是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竹添是个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到任后积极扶持开化党。中法战争爆发后又怂恿开化党发动政变，建立亲日政权。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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