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仲珍仍然能说出许多当年一起出征的姐妹：张秋、冯玉珍、曾庆茹？？“但是没有几个活着回来的。”
第200师第599团第3营第9连的黄志超排长回忆，当初到达缅甸时，在各大火车站，侨胞们手拿小旗，满面笑容地拥挤在月台两旁，对来自祖国的军队表示亲切慰问。第200师回撤后，于4月23日到达棠吉外围，翌日便与日军展开激战。但在25日晚又接到撤退命令，坏消息也一个接一个传来，曼德勒失守，腊戍告急，“第200师从棠吉大撤退，标志着中国远征军总崩溃的开始。”
幸存老兵王兆祥回忆，在棠吉，4月25日晚，师长戴安澜曾满怀信心地向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致电：明天早上8点钟，要在棠吉缴日本人的枪，要活埋日本人，要给同古前线阵亡的将士报仇。但接到的回电却是：中央来电，情况火急，日军已抵达怒江惠通桥，中央命令必须在早上7点前全部退出战场。
“特别是跟随回国的侨胞，因传染病而死亡的更超过部队，在行进的道路两旁，每隔三五十公尺就有一个倒在路旁的尸体，回忆入缅时华侨欢迎的盛况，无不感到万分惭愧。路途中病死和因病而丢掉的士兵，超过战场伤亡的两倍。”黄志超在回忆文章中说。
当时驻扎在滇西的第69兵站医院院长高生厚向《望东方周刊》回忆，他的医院就收容了许多败退的第200师官兵，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悲惨的士兵：“蓬头垢面、衣裳褴褛，一些士兵见了吃的，狼吞虎咽，结果被胀死。由于控制饮食，他们就去田地里抓田鼠吃，抓到田鼠就活生生地塞到嘴里咽下去。”
郑庭笈称，突围战中，给养困难，路途艰险，官兵90%患了疟疾，第598团第8连，有一天竟有8名战士死亡，“出国时全师官兵有一万人左右，回国后，只剩下约4600人。”
师部研究决定：实行秘密火化，带骨灰回国
“母亲王荷馨见到父亲的家书时，也见到了父亲的遗骨。”戴安澜的儿子戴澄东告诉《望东方周刊》。这封家书中，戴安澜还提到，“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
根据郑庭笈的回忆，5月18日，第200师撤退通过西保到抹谷公路时，遇敌第五十六师团的两个大队兵力，戴师长在混战中负伤，胸部和腹部各中一弹。第599团团长柳树人和第600团副团长刘杰阵亡，遗体都没有找到。
“缅甸已入雨季，戴师长终日躺在担架上，雨淋日晒，又没有药可换，伤口已经化脓，到了5月26日下午7时，在缅甸茅邦村光荣殉国。”郑庭笈回忆，工兵赶制棺材，夜间将戴师长遗体入殓，29日，因天气炎热，戴师长遗体流脓水发臭，决定火化，将火化后的遗骨用绸布包好，装在木箱里，送回国内。
“弥留之际，他总是把师部几个人叫到身边，询问行军路线、军纪、生活等情况，唯一没有提及过孩子、夫人，没有留下一句安排后事的话。”第200师野战医院中校院长李颖忆说，戴将军牺牲两天后，遗体散发出异味，师部研究决定：实行秘密火化，带骨灰回国，“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我和几名医护人员给戴将军换穿上干净的军衣。我们把砍伐的树木劈成段儿，堆积起四五尺高的柴垛，然后把将军的遗体放置其上。”
“我们背着师长的骨灰回国，副师长安排我背了6天。”幸存老兵王兆祥告诉《望东方周刊》，“戴师长负伤时，599团去向不明，当时戴师长还清醒，他说，‘我老戴这次不死的话，一定先斩后奏，先把599团团长柳树人杀掉，再把参谋主任和炮兵营副营长枪毙。’”
而戴安澜至死不知道的是，身为599团团长的柳树人，已先于他而殉国。
第200师回到云南保山后，师部派人打好棺木，重新装殓了戴将军的遗骨，并派一个排的兵力，护送戴将军的灵柩回昆明。灵车上，赫然竖起一根高高的竹竿，竿首高挑着将军殉难时的血衣。
“母亲非常的坚强。她知道父亲对教育非常重视，在父亲去世第二年，就把全部抚恤金捐献出来，在广西全州开办私立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戴澄东说，1949年，国民政府派人到我家，要母亲带着孩子们跟他们撤离，母亲回绝：“我的丈夫葬在哪里，我一辈子就带着孩子在哪里，决不离开他。”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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