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的这种两难处境，周恩来是最清楚不过了。周恩来能够做的，就是看准毛泽东的意思，积极推动，并加以落实。但这个弯还不能转得太急，急了反而不利。要等待时机。
1972年8月1日，在江西新建拖拉机厂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传达后，邓小平又一次提笔给毛泽东写信。
邓小平在信中揭发和批判了林彪集团的罪行，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再次明确提出了出来工作的请求。信中写道：“在去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5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敬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的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毛泽东的批示至少肯定了邓小平的4条历史功绩，即：在中央苏区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建国后没有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虽然没有明确批示让邓小平立即出来工作，但其中深意，周恩来领会到了。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甚为激动。没有人能比周恩来更清楚更准确地把握这一批示的实质了。批示的实质在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肯定，在于毛泽东为邓小平的复出再次发出了一枚绿意浓浓的“信号”。
周恩来当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并指示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
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了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信报周恩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周恩来亲自找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一家回京后的住所。
邓小平一家被安排在京西花园村的一个院子里。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去看望邓小平一家。
1973年3月上旬，周恩来抱病连续主持几次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复职问题。周恩来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江青、张春桥自然是百般阻挠，以种种借口予以反对。有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周恩来也毫不客气。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通过了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决定。
3月9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毛泽东，并附信报告说：“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便于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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