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您父亲和林彪交往很多？
阎明：几乎没交往，他后来被调到北京，当上副总长，刻意和“四野”的人保持距离，黄永胜有时在家放电影，招待老部下，我父亲从不受邀，搞得黄永胜很不高兴。我父亲只和别人保持工作关系，而工作关系都是记录在案的，所以林彪出事后，他特别坦然，觉得与己无关。“9·23事件”当天，周恩来还和他研究对策，9月24日他陪李先念去越南访问，我父亲是越南地形专家，在东北时就被誉为“活地图”，对地形过目不忘，他曾多次进入越南，帮越共作战。李先念回国后，他还留在那里准备与武元甲大将一起研究解放南方的问题，结果突然就被召回了，成了被审查者。
“一号号令”是历史误会
晨报：您父亲与林彪来往不多，审查什么呢？
阎明：主要有三大“罪状”：一是“一号号令”，被认为是反革命政变的“预演”；二是“北兵南调”；三是给林彪修豪华别墅的“零号工程”。
晨报：很多历史书说，“一号号令”是林彪未经毛主席同意擅自发布的，图谋政变。
阎明：当时中苏在珍宝岛交恶，战争一触即发，1969年10月18日，为防敌人突然袭击，林彪下了几个指示。我父亲刚到北京3个月，对总参工作不熟，随手就给编了个“一号号令”，林彪根本不知道这件事，连黄永胜都不知道。毛看到“号令”后，大为震怒，认为林彪瞒着他调动军队，但毛主席没取消它，也没和林彪沟通，以后才突然拿这个说事。
晨报：这么说，这是历史误会？
阎明：是的，你可以看看“一号号令”的内容，都是很普通的东西，在备战过程中，类似指令林彪下过很多条，怎么是“政变”呢？至于另两条“罪状”，更站不住脚了，“北兵南调”是苏联劝蒋介石趁机出兵，有情报说蒋将在福州空降，周总理亲自部署，要广州军区配合福建军区，调部队去协防，这与林彪有什么关系？至于“零号工程”，是汪东兴交办的，在靠水的风景区修了一些豪华别墅，有毛主席、周恩来等的，偏偏没有林彪的，众所周知，林怕水，根本不可能住那里。林彪不喜排场，到广州住在小公馆里，离军营近，能看到战士训练，他很喜欢。
从天堂跌到人间
晨报：您是怎么知道父亲出事的消息的？
阎明：当时我在部队当副连长，刚开始上边没点我父亲的名字，所以有侥幸心理，直到集体传达时，才知道父亲也被审查，当时就蒙了。广州军区高干子弟扎堆，最多曾达700多人，大军区一级的子弟就上百。先开始，我们这些“问题子女”被集中在教导队，伙食还好，几个月后按战士待遇处理到地方，那时地方正“批林批孔”，不敢接收，我被分到崇化县一个工厂，和“地富反坏右”一起干活。一有运动，就要挨批斗，“四人帮”被打倒后，我还被关起来接受过审查。但再困难，我的信念没动摇，因为我相信我父亲绝不可能是反革命，他从小对我的教育，包括他为人处世，足以作证。红色江山是他们老一代人流血牺牲打下来的，在“文革”那么大的压力下，他们还整天在为国家安全、党的事业玩命工作着，不谈代价，不辞劳苦，他们怎么会反党卖国？我怎么也不信。
晨报：您父亲最终审查结果如何？
阎明：审查了七年半，三大罪状都无结果，最终说他犯了“严重错误”，降两级处理退休了，他也想开了，说“只要不算反革命就行”。他很少谈过去的事，在审查期间，看守根本不拿他当人看，吃得很差，受了不少罪，出来时牙都掉光了。
晨报：老人家能服气吗？
阎明：不服气又能怎样？他80岁就去世了，黄永胜死得更早，总有包袱压着，想轻松也不容易。我大哥清华毕业，被迫去喂猪，我二哥是空军尖子，结果当了矿工，我们比黄永胜的几个孩子算好的了，他家老大在韶关的一家工厂，两度婚变，老二成了钢铁厂炉前工，老三被下放到锰矿，老四在硫酸厂当搬运工。黄家几个孩子都很优秀，人品好，群众关系也好。
面向历史应有负责精神
晨报：回望历史，为何如此多的悲剧呢？是因为人与人的恩怨吗？
阎明：个人恩怨很容易化解，改革开放后，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代在京丰宾馆曾大规模聚会，通过聚会，大家主动化解了父辈的恩怨。恩怨总会有，但无伤大雅，不可能成为主流。你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悲剧？我不知道。
晨报：那么，您写这本书目的何在？
阎明：很多人问我，写这本书干什么？是不是想翻案？我没这个想法，写这本书就是为了真实记录历史。对于那段历史，错误的说法太多了，比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在南方山洞里”等，都是误传。如果说业余爱好者犯错也就罢了，可专业历史学家也犯错，甚至一些亲历者都语焉不详。事实证明，模糊对历史的判断，是不负责任的，贻害无穷。我遇到过许多大学生，他们都在用质疑的口吻问这问那，他们还是孩子，没什么人生阅历，连他们都在怀疑，岂不令人担忧？回避局部只能让人们怀疑整体，会造成信任危机，既然如此，不如坦然面对。展示真相不会毁坏形象，反而能提升凝聚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她会主动纠正自己的错误，而这也正是她伟大的地方，我相信党最终会做出正确的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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