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出，毛泽东这次是下决心要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把意见都提出来。但前提还在，修改报告过程并不轻松，既要把大家提出的问题都解释清楚，又不能违背“三面红旗”的宗旨，既要对几年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又要统一思想。
起草委员会以刘少奇牵头，由21人组成，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李井泉、王任重。他们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大员”，对问题的认识有高度、深度，说话也有分量。
起草委员会的讨论是从1月17日开始，刘少奇在介绍了毛泽东对修改报告的意见后说，现在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本子是基本上可以还是不可以？反分散主义是不是主要问题？国内形势要不要重新估计？任务要不要重新提？也就是基本上推翻不推翻的问题。
参加会议的各位领导，都亲身经历了“大跃进”，对现实的问题认识得也比较清楚，因此绝大多数人觉得文件写得合乎情况，表示赞成，不应该推翻。对于大会集中讨论的“反对分散主义”问题，起草委员会内部虽有争论，但多数同志仍认为这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报告所阐明的观点是正确的。连一向不轻易表达自己意见的陈云也态度鲜明地说，这个报告对成绩和缺点讲得是适当的，抓分散主义抓在了点子上，符合毛主席定的“要开一个鼓劲的大会”的调子，也符合当前人们的思想状况，是鼓得起劲的。他还说，现在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上下都有，如果不反，当前的许多问题无法解决……最后刘少奇在作总结时说，马克思主义讲时间、地点、条件，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主要矛盾。在中央已经提出一系列调整方针、政策之后，关键就在于各级党委贯彻执行，不容许各行其是。目前贯彻全面调整方针的最大障碍是分散主义，必须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
对报告基本精神的几乎一致的肯定，表明了当时人们从上到下的一种共识——统一思想，集中力量搞好调整工作，渡过难关。但接下来的讨论就不那么轻松了。
在谈到指标问题时，起草委员会内部出现了争论。按理说，经过几年的片面追求高指标教训，大家应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华东局及上海市主要负责人柯庆施在讨论时却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要不要？15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指标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粮食总产量定为6000亿斤不行，5000亿斤总还是可以的，否则就越看越没有劲。对此刘少奇毫不客气地批评有人以为指标高就有干劲，这种干劲靠不住。现在的许多积极性是通过解散公共食堂、实行农业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调动起来的，不是高指标调动起来的。陈云也中肯地说，我们要和帝、修、反争气，但争的方法不在数字，而是在按比例、配套，踏踏实实前进，只追求数字靠不住。
经过讨论，对原报告提出的一些指标进行了修改，去掉了15年赶英国的提法及不切实际的粮食亩产指标，粮食、棉花、钢铁、煤炭四大总产指标在原基础上调低了5%左右。
在讨论这几年缺点错误的责任时，起草委员会内也出现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起因是1月18日，彭真在发言时称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这时邓小平插言引用了毛主席的这样一段话，即毛主席所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又接着说，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负面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而1月19日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抢着发言，称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彭真不得不解释自己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很显然，彭真的意见是对的。后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在这次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充分体现了党的领袖的广阔胸怀。受其影响，在会议的第二阶段，各省委、中央部门和国家机关的领导也都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这对于统一思想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修改后的报告表示，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在讲到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时报告指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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