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气氛中，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金日成举行了会谈。金日成在会谈中强调了朝鲜在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并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八月事件”“阴谋颠覆”朝鲜政权的性质，取得了毛的认可。
回国后，金日成立即采取行动，进一步在党内进行政治清洗。八月事件中反戈一击的金奉这次也没有逃脱噩运，先是被开除党籍，而后遭到拘禁，最后被送往顺安(Sunan)农场进行劳动改造。随后被肃清的，不仅有延安派干部，还有对金日成不满的其他派系的领导干部金元凤(Kin
Von-bon)、赵素昂(ChoCo-an)等。
中国使馆获得的一份劳动党内部讲话材料称：到1958年初，朝鲜“全面地揭露和粉碎了反国家反党的宗派分子”，进一步肃清了“崔昌益、朴昌玉、尹公钦、金承化、徐辉、李弼奎等反党宗派分子的残余毒素”。讲话在谈到国际形势时，特别提到了“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还颂扬中国“以强大的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一切自然是中朝关系改善的结果。
此时，中共对劳动党和“八月事件”的看法已完全改变。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称赞金日成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是反帝国主义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还说，1956年中国和苏联派人去朝鲜解决人家的内部问题，用意是好的，但结果不好，方式不对。周恩来在1958年2月访朝回国后也说，从朝鲜跑过来的那些人反映的情况很片面，导致中国对朝鲜产生了错误看法。《人民日报》还摘要刊登了朴金在劳动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其中有一大段是专门点名批判“崔昌益、朴昌玉反党宗派”的。
朝鲜欲借力“联合国”，志愿军成了“占领军”
为了安抚金日成，进一步巩固中朝关系，毛泽东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即撤回在朝鲜的全部志愿军部队。
就社会主义阵营一方来说，停战后的朝鲜问题主要由中国出面解决。中朝关系紧张以后，双方对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产生了分歧，平壤有意摆脱北京对这一问题的控制。
1956年11月，当中朝关系陷入低谷时，也出于对中国的不信任，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备忘录，提出让联合国出面协助解决朝鲜问题。中国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个建议违反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苏、中、朝共同制定的原则。
毛泽东甚至判断，朝鲜这一举动表明，他们有可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靠西方。在11月30日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对朝鲜提出严厉的指责：金日成要赶走志愿军，他可能要走铁托的道路，更可能走纳吉的道路。
在征求了莫斯科的意见后，中国政府在12月8日回电朝鲜政府，指出联合国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参战的一方，而且联合国只承认南朝鲜政府，故没有资格出面协调；目前“全面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为此“需要经历长期的斗争”。
同时，中国政府还遇到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针对志愿军干部违反朝鲜的法律和风俗、傲慢地对待朝鲜老百姓以及干涉朝鲜内政的个别事件，有朝鲜公民甚至领导人把志愿军看成是占领军，认为他们侵犯了朝鲜主权，因而继续在朝鲜驻守是不受欢迎的。正是因为了解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56年9月与米高扬会谈才提到，金日成有可能要求中国撤军，尽管苏联人对此表示怀疑。
朝鲜停战以后，中国军队便陆续部分地撤退回国。1954年9月撤回7个师，1955年3月撤回6个师，到1956年4月在朝鲜的志愿军部队还有44万人。在中国和苏联看来，志愿军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抗美国在南朝鲜驻军的主要力量。虽然1956年4月中国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各方同时从朝鲜撤军，但是正如中国在向苏联通报时自己认为的，这个建议只不过是为了减轻来自中立国方面的压力，对美国企图取消中立国委员会的主张的回应，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在1957年1月周恩来访苏前夕，考虑到中国的立场，苏联外交部确定的讨论朝鲜问题的既定方针是，苏联政府认为应该强调，在目前局势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继续驻扎的朝鲜，“不论是从朝鲜人民利益还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必要的。”然而，到1957年11月，毛泽东的主张就完全改变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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