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回国，中朝同盟水到渠成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与金日成谈话，主动提出中国军队全部撤离朝鲜，并指出现在形势大好，“东风压倒西风”，美国不敢妄动。这个建议令金日成感到惊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但很快就表示同意和感谢，认为如同毛泽东所说，这样做可以给美国施加压力。
金日成回国后立即召集会议讨论，随即两次给毛泽东发电，表示劳动党中央赞成志愿军回国，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最后双方商定，朝鲜政府首先发表声明，要求双方撤兵，中国政府再表示响应和支持，然后开始单方面撤军，至1958年底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
1958年1月8日，周恩来向苏联大使通报了这一情况。1月16日苏联外交部答复，这一举动“非常英明”。于是，2月5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要求一切外国军队同时撤出南北朝鲜，实现全朝鲜自由选举，实现南北朝鲜和平统一。2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响应朝鲜的和平倡议，准备同朝鲜协商撤出志愿军，要求美国和其他有关各国也采取措施从南朝鲜撤军。不久，苏联政府也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建议。
2月1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朝鲜，商讨撤军的具体步骤和其他事宜。双方确定，从3月至年底，分三批实现全部撤军，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朝鲜问题应由朝鲜内部通过谈判解决，无需外国干涉。此后，第一批部队6个师共8万人，从3月15日至4月25日撤出；第二批6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共10万人，从7月11日至8月14日撤出；第三批志愿军总部、3个师和后勤部队共7万人，从9月25日至10月26日撤出。志愿军撤退时将营房、设备和物资全部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
至此，在朝鲜作战和驻守8年之久的中国军队，终于全部撤退回国，此举无疑进一步加强了中朝之间的友好关系。此时，在朝鲜形成了金日成一统天下的局面，“八月事件”的阴影也云消雾散。
两年半以后，中朝同盟水到渠成，1961年7月12日中国和朝鲜终于签订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其内容和用词与1950年2月的中苏同盟条约几乎完全一样。至此，中朝同盟以条约的形式，在法律意义上正式形成。两国关系进入官方宣传的“唇齿相依”的新时期，休戚与共，命运相连。
“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
从1946年夏天中共东北局在平壤成立办事处，第一支中共军队中的朝鲜族部队开赴北朝鲜起，中朝非正式“同志关系”就已确立；到1950年10月中国出兵援朝鲜，结成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再到1961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正式在法律意义上确立同盟关系，其中的波折起伏，真是人们从表面上看到的“唇齿相依”的亲密联盟吗？
面对中朝关系，毛泽东有两种心态：从历史的角度讲，他有一种传统的中央大国的统治者心态，对于周边小国都要保护，都应该宽容；从现实的角度讲，他有一种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心态，对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给予帮助和支援。
在冷战的格局中，对于毛泽东而言，中朝同盟的立足点就是亚洲革命的利益及中共对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所以，尽管朝鲜战争是中国被迫接受的既成事实，他仍然不顾个人屈辱和国家安危，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作战。所以，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形势发生变化，中共需要朝鲜党支持的时候，他不仅容忍了金日成对延安派的打击和迫害，还向朝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
中朝同盟对于金日成而言，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他本人统治地位的工具。另一方面，朝鲜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无论在革命理念上还是在现实政治中，金日成明白一个道理，阵营的利益高于国家的利益，没有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就没有朝鲜劳动党的统治。因此，在危急关头，在战争期间，他只能接受莫斯科和北京的主宰，忍受国家主权和个人尊严遭受侵犯的现实。不过，这一经历也更加刺激了金日成的民族主义情绪。当国际斗争的中心转移之后，作为革命阵营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金日成巧妙地利用阵营内部(主要是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左右逢源，随机应变，提出了朝鲜独立发展的“主体思想”，其矛头所指，不仅是莫斯科，也包括北京。
在“唇齿相依”这一表象的掩盖下，中朝关系其实是一种很不稳定的“政治联姻”，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多变性体现了社会主义同盟关系的共同特征，而根源在于两种结构性弊病：其一，在原始共产主义政党理论中，本来就没有国家和主权的概念，即使掌握了政权，但党内和阵营内通行的最高原则还是国际主义；其二，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党际关系中领导和被领导的组织原则被移植到国家关系中。
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人也逐步意识到国家利益应该是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政治准则，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否定这些基本原则。因为一旦这样做，就会有人指责你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否定了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
或许，这就是中国和朝鲜在处理他们相互关系时所遇到的逻辑悖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