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反冒进”是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少有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正面冲突。
1956年，在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共高层在如何确定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和争论。毛泽东要求超速实现工业化，号召批右倾保守。周恩来等人主张积极稳妥地发展，提出反急躁冒进。
周恩来最早提出防止冒进的问题，是他在1956年1月20日中共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时作的总结讲话，那时国务院刚刚接到国家计委关于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和15年远景规划的综合报告。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强调说：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1956年1月30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只字未提在当时全国叫得很响的一个口号——“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鉴于这个口号是毛泽东提出的，而且是不久前刘少奇刚刚在中央座谈会上传达的，周恩来的报告明显地表露出与毛泽东的不同思路，以至于一些会议代表为此提出了疑问。
2月8日，周恩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口气更加坚决：“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周恩来又补充说：“当然反右倾保守是主要的，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毛泽东一再告诫“不要泼冷水”，周恩来却提出“用冷水洗洗”，两种不同的思路已经显现。此时，刘少奇表示了支持周恩来的态度。
进入4月以后，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明显加大了。毛泽东主张进一步追加预算，一些地方和部门也相互争投资；国务院感受到经济生活中矛盾日益突出，难以支撑高投资，必须压缩预定计划。毛周之间的矛盾开始明朗化。
4月上旬，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严峻形势，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为扭转被动局面，国务院开始采取应急措施：“动员生产，约束基建”。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薄一波、陈云等人也都主张“降温”。
然而，毛泽东的主张却与周恩来恰恰相反，他要求国务院继续增加基建投资，以摆脱困难局面，解决物资平衡问题。为此，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当面争执。在4月下旬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再三说明这样做会带来一系列困难，与会大多数人也不赞成追加投资。但是，毛泽东仍坚持己见。
胡乔木后来回忆说：“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4月14日，周恩来乘火车到鞍山、抚顺、天津视察钢铁工业，18日飞回北京。19日，约重工业部副部长吕东同上海钢铁厂和重庆大渡口钢铁厂厂长商谈增产事宜。5月6日，又飞往太原视察全国惟一能生产矽钢的太原钢铁厂，次日飞抵唐山，视察那里的钢铁厂。
通过实地考察，周恩来了解到各地钢厂不仅不能增加产量，有的甚至对完成现有的生产指标都感到没有把握。经过调查研究，周恩来心里更有底了，进一步把注意力放到了反对冒进问题上，并且公开讲出了不同意见。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反保守、反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实际上，毛泽东在这一期间也在积极地进行调查研究。继2—4月听取中央各部委的汇报之后，毛泽东在5月下旬开始收集和听取地方各省市、委的汇报，汇报内容涉及工业、交通、商业、农业乃至失业问题等十几个题目。可见，毛泽东并非不关注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他在此时之所以没有对国务院的主张明确表态，或者是因为考察的结果并不能支持自己的主张，或者是因为不愿直接否定中央多数人通过的新方针。
6月3日，财政部向中央提交了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初稿。这个报告是在周恩来指导下起草的，体现了他从年初以来一再提醒的防止冒进的思想。当时毛泽东正在南方视察，未参加这次会议。6月15日，毛泽东出席了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开幕式，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李先念所作预算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主要文件，而这份文件的主题和基调就是“反冒进”。
毛泽东对李先念的预算报告以及其他会议发言作何感想，目前尚无史料可以说明，惟一能够让人们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这种提法不满的，就是他看到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时的态度。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把这篇社论作为“反冒进”的材料，做了许多批语，如“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社论中的“又由于缺少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心中无数，有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情当然就容易偏于一面、发生片面性”一句话旁，毛泽东划了3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又写道：“尖锐地针对我”。他还在会上拿着这篇社论，念一段，批一段。他说：“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
就在周恩来绞尽脑汁考虑如何让新方案得到毛泽东首肯的时候，李富春从莫斯科传来了苏联政府和专家认为“指标偏高”的意见。“二五”计划的建设规模，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取决于苏联对华援助的规模，以及能否如期提供设计方案，供应物资和设备。所以，莫斯科的态度，让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所提倡的经济发展方针。
建国初期，中共党内的民主空气还是比较浓厚的，不同的意见可以在各种层面反映出来。尽管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个人权威是不可动摇的，也从来没人对此有所觊觎，但在毛泽东身边的那些人，毕竟是与他共同历经磨难的同志，在一段时间内，这种感觉和情谊还在，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和中共八大提倡民主生活的氛围里，即使是与毛泽东本人的看法有分歧，只要是在自己分管的领域内，他们还是愿意而且敢于仗义执言的。
然而，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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