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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与女儿项苏云(右)、儿子项学诚唯一的合影，摄于1938年（资料图）
    原载《活在别人的历史里》，李菁/著，文汇出版社/出版
    关于皖南事变的是非曲直，现在也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我是学工程的，之前对党史并无多少研究，只是到了20 世纪90 年代才开始了解这段历史。皖南事变中，父亲肯定有指挥失误的地方，但所谓贻误战机，没有及时带领部队转移，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军事科学院有位专门研究项英的专家王辅一，他是用白纸黑字的电文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中央发了什么电报、项英是怎么回的，当时都有记录在案。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1940 年10 月底，国民党大军包围，毛泽东对项英交代一直是要交涉。1940 年11 月30 日，毛泽东给新四军发了这样一条电文：“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 月底移完不算太迟。”在事变前13 天，中央仍给他和叶挺发来“以拖为宜”的电报。所以，说项英赖着不走是不对的，是中央一直让他拖着的。可惜原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去世了，中央重要的电报都经过他的手。
    1941 年1 月，父亲带着一拨人马突围后，藏身在一个石洞里。据父亲身边的人回忆，父亲在山上时还很痛心，觉得新四军遭受这么大的损失他有很大责任，决定出来后先好好检讨，东山再起。打死他的人叫刘厚总，3 月23 日晚上，父亲、周子昆与警卫员黄诚住在石洞中，刘厚总在凌晨开枪打死了父亲与周子昆，抢走了父亲与周子昆随身携带的作为军费的黄金、银元，又抢走了手表和枪支，身中两枪的黄诚死里逃生。
     刘厚总并不是电视剧《新四军》里描述的那样，是项英的贴身副官。据父亲的秘书顾雪卿回忆，刘厚总是军部副官处负责管理马匹的副官，平时与项英没有联系，是在皖南事变突围时在山沟里跑到一起的。刘厚总个子高、力气大，枪法比较准，是个打游击的好手，所以当他要求留在父亲身边时，父亲也很自然地答应下来。父亲带着几个人突围出来后，刘厚总自认前途无望，情绪低落，一直念叨着“完了完了”，所以才起了杀人劫财的邪念。可怜父亲英雄一世，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手里。
    刘厚总下山时被国民党捉住，国民党也并未给他什么优待，在长期关押后释放了他。全国解放后，他隐姓埋名，到处躲藏，但听说在1952 年8 月初在江西南昌被抓获处决。
     现在一直有人写文章说叶挺与项英不和，将皖南事变的原因归结为项英与叶挺的矛盾，说党内机密会议，叶挺都被排除在外，叶挺儿子在回忆录里提到叶挺有时无所事事，背个相机到处走，显得很孤单。总的感觉是叶挺在新四军很受孤立。
     我很奇怪有人拿这一点做文章。因为从当时的历史看，叶挺早期脱过党，虽然在皖南事变后的表现证明他是经得起考验的，但在当时，项英对他有戒备是不奇怪的。而且中央也曾向项英透露“叶挺是党外人士，要有所提防”之意。直到现在党内和党外还是有区别的，何况在那个非常时期？如果说父亲有什么问题，在我看，只能说他太忠实于党的路线了。
     由于叶挺当时已经脱党，没署他名的文件不能让他看，作为政委的父亲还主动要求中央来文来电时添加叶挺的名字，以便共同指挥新四军。父亲对叶挺生活上也很照顾，那时候他们真是同甘共苦，叶挺曾几次萌生离开新四军的念头，不可能全是因为与父亲个人的矛盾。项英突围出来后还担心叶挺，又回头找他，结果叶挺下山去谈判被蒋介石扣押。
     叶挺的儿子叫叶正大，是我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我们俩关系不错，他不止一次拍着我的肩膀说：“父辈的事情随他们去吧，我们俩永远是好朋友。”甚至在我们聚会的时候，他还站起来大声宣布我们的“友谊”。
     而在事变发生的当时，在与父亲等人失去联系、父亲生死未明的情况下，毛主席起草了“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指示阳奉阴违，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的决定——“文革”前，我还在军事博物馆的展览中见过这份决定。后来还是陈毅到延安筹备七大时，把皖南事变的经过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仓促中形成的“项袁决定”才没被七大通过。这也说明，有人所说的项英与陈毅的“重重矛盾”也是毫无根据的。1945 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住在李富春家的窑洞里，对我和弟弟特别好，正逢过年，蔡畅妈妈拉着我和弟弟给陈毅拜年，说我俩都是新四军的子弟，要给压岁钱。陈伯伯一边说“要得要得”，一边掏钱，每人给了1 万边区币。1956 年我从苏联回国时，听说陈毅伯伯在北京饭店参加一个舞会，我特地去见他。陈毅伯伯看到我，立即抛开舞伴拉着我在舞场上转圈，然后特别兴奋地逢人就说，“这是老项的女儿，这是老项的女儿”，对我的疼爱溢于言表。旁边的一个女的不解地问他：“谁是老项？”陈伯伯用很重的四川话回答：“老项，就是项英嘛！”我想陈毅伯伯如果活着，一定不会同意挑拨他和父亲的那些言论。
     尽管当时毛泽东起草的决定没获七大通过，只在新四军内部传达，但它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父亲评价的依据。解放后，对项英的评价跌入了低谷，而且很奇怪的是父亲参与的革命活动只字不提。父亲是参加中共二大的12 个代表之一，但介绍中只提其他11 位；父亲是“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但电影里只演了施洋和林祥谦，却不提施洋还是项英给介绍入党的。陈丕显任河南省委书记时，有一次去参观二七大罢工纪念馆，特地纠正他们不提项英的错误。“文革”中，全上海都贴了“项英是大叛徒”的大字报。几年前有位作家写了《皖南事变》的小说，把项英写得糟糕透顶，我没有资料反驳无力，是新四军的100 多位老干部写信提出反对意见，这部小说才最终被禁止再版。我相信对父亲的评价，自有历史公论。
    1941 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我只知道父亲下落不明。直到1945 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通报给大家，我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了。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悲痛，跟父亲一起也就12 天，坦率地说，感情会有多深？另外，周围同学也经常有父母牺牲的，这在那个年代也是平常事。但是皖南事变之后，我把名字从张苏云改成了“项苏云”，我告诉自己，也告诉大家：我是项英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