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采访期间，有时墨水用尽，日记被迫中断
灌满了墨水，又洇了纸
战地通讯万分困难，军用电台不传新闻稿件，山野间更谈不上商业性邮电，唯一的办法就是托人把战地报道从汉江南带到鸭绿江北我国的边境城市丹东（当时叫安东），再从丹东寄往北京。父亲只要听说有人要回国办事，下午就到附近山坡上寻一隐蔽处赶写通讯。那时没有圆珠笔，都用钢笔。天寒地冻，只能用口中的热气呵化笔中冰冻的墨水，随呵随写，进度很慢，心急如焚。
父亲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为了报道好前方战况，报道好这群“最可爱的人”，他不能懈怠，却又下笔慎重，苦苦寻求采访、写作的突破口。父亲在日记中提醒自己，“生活；思想；材料；技巧。多想想就有了。”“‘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口号是响亮的，但如不能和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从其具体的要求、思想出发，就显得十分平庸、一般化了。”
他在日记中反思自己采访中存在的问题。
战士们究竟想些什么？体会太不深刻，每次采访，深以此为苦。一个人的思想，随时随地不能停止活动。战士们大量地想些什么，具体地想些什么？都搞不清楚。我试问几个战士，想家不想家，所答均不想家。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为什么不想家，什么东西使其不想家，是否有些时候也想家，这就弄不清楚了。不说出这些具体条件，而轻轻地写一结论，使人不能理解，至少是不能动人。
我又想，是否因为我们采访的方法过于简单，用上级的口吻，把战士吓住了呢？使他不敢尽兴地说话呢？或者给他画了圈子呢？或者耐心不够，问得不深入呢？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因为不熟悉战士生活，所发问题搔不着痒处，因此不能诱导战士尽情说出具体的思想，像与朋友谈心，和老婆话家常一样。
此问题如何解决呢？。
和林、陆研究，主要还是生活不熟悉的缘故。不了解战士，所以不知道他们想些什么，如何生活。不了解战士，就无法提出适当的问题。
另外，我们和战士谈话，他们会以为我们是上级，因此拘束，不能畅所欲言。我们问得太笨，提结论式的问题，如你想家吧！他只能结论式地回答“不想家”。
生活，第一是熟悉生活，否则得不到好材料，甚至看见了也等于看不见。第二，改善我们的采访方法，多和战士漫谈、话家常。提问题要注意，提这种问题：我们点出一句，他就要说一大篇，才能解释清楚。这就要搔着痒处。（1951年1月25日）
父亲对稿件的要求一直是严苛的，一篇稿件往往改好几遍，即使是已见报的稿件，如发现有可改进的地方，他还会用笔在报纸上修改。在朝鲜战地，父亲对新闻稿件的要求并没有因为条件的艰苦而降低标准，反而更加执着地探求新闻写作的更高境界。他还要求自己“每次战后要写出其特点……能再孕以战士的思想感情，始为力作。”
通讯《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光辉的狙击战——汉江南岸战斗纪实》、《“我们打出去”
——汉江南岸战斗纪实》，都是父亲坐在积雪的山沟中写就的。在没有防空洞可钻的情况下，父亲在一处石岩下，踩着盈尺积雪，用膝盖顶着稿纸写稿，每写几下就要呵一呵冻住的钢笔，他在日记中说那时“手冻木了，不是写，而是画”。这几篇稿件，父亲几易其稿，精益求精，不断思考改进的空间。在1951年2月7日的战地日记中，父亲写道：“入朝以来，在实际考验中，战士的政治认识提高了一大步，由想国而爱国，由出国而体会到自己行动的国际意义。我是用了个笨办法，把这些东西集中起来写成一段，而未揉和到对于战士的具体描写中。如何在战士的战斗生活与思想中把这两个问题十分自然地体现出来，将需继续努力。”
父亲的一贯思想是，“战地记者的岗位在前方，在战地”。正因为此，父亲总是力求到离战地、离战士们最近的地方去。为了写《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父亲在时间特别宝贵的情况下，挤出一星期时间与当时的38军112师的战士共同生活，一起吃一起睡。即便这样，他还认为“不能亲自在火线上，趴在战士身边，体验体验生活，亦为大憾事。”
1951年出版的《朝鲜目击记》
1954年出版的《战斗十日》
因为贴近实际，父亲朝鲜战地通讯的绝大多数稿件，人物形象丰满，故事情节生动，有着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和细节描写。后人评价说“作品的新闻性、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生动、细腻的新闻叙述方法改变了以往战地报道存在的单调、僵化、枯燥乏味的状态。”
父亲本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朝鲜战地采访期间，由于是他首次出国，又是采访重大战争，“遂就每天所见所闻写详细日记，详细到稍加整理即可成文。”父亲总结说，青年编辑记者应做持续积累编辑资料的有心人。记者要求头脑细敏、两手勤快，一件重大新闻发生，一事的来龙去脉，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领导对此事的宣传意图等，理应随手记下来，作为日后写回忆文章的材料。父亲还一直强调，“做新闻工作，功在八小时之外”，编辑记者平时一定要广泛涉猎，注重自身的知识积累。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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