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俊胜：1958年入伍，1962年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立三等功，被选拔进中央警卫团。“文革”中担任陈伯达秘书,直到陈伯达入狱。他是惟一跟随陈伯达参加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的工作人员。
接到杨德中的电话时，我在北郊木材厂，时为1968年6月。他说派车接我到钓鱼台十五号楼。我到后没几分钟，陈伯达从楼上下来问了问我的基本情况，就让我回去了。这是下午的事。晚上就通知我到十五号楼报到，我就算正式到陈伯达那里工作了。
“夫妻照”和社论的故事
我去那里是在陈伯达原来的秘书王保春调走以后。王离开是因为所谓“傅崇碧冲钓鱼台事件”。傅要到钓鱼台来，联系电话是王接的。傅是北京卫戍区司令，王哪有权阻拦呢？进来以后惊动了江青，她火儿了：“是陈伯达秘书放进来的，写检查。”王第一次检查没通过。她说：“这样的检查怎么能行？”回来又让陈伯达给他修改，加了些“深刻”的话，这才过关。这还不行，让调出办公室，才又调我来。
陈伯达身边就这么几个人，我跟王文耀搞机要，厨师宋师傅，钓鱼台配的服务员李保平和张素花，还有司机老俞。
在那里的时候，有的事我印象很深，比如陈伯达和江青的关系。那时，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是副组长，可据我观察，江青对陈伯达一点儿也不客气。
有件事让我挺生气。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室的厕所没写明男女。会议过程中，陈上厕所，出来碰到江。江火了：“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看了看门上说：“这没有写女厕所啊？”“啊？你今天上我的厕所，明天就会闯我的卧室！”很严肃，当面说陈伯达，旁边还有别人。陈被江训得还不如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呢。陈回去后很生气。我替他打抱不平，说我给主席打电话说说这事。陈说，“不不，你不要管。”
第二档子是照片的事。中共九大以后，有一天江青高兴了，让秘书打电话，“叫伯达同志来照个相嘛。”两人并排照了个相，就像咱们说的“夫妻相”。陈当时就没意识到，我却觉得不大对头。大概过了两天，他到毛家湾去（叶群是他老乡，又是他学生，两人谈得来。我觉得，叶的处事方法和江恰恰相反，江让人害怕，叶见人挺亲——假样也好真的也好），二人说起照相的事。叶说：“你怎么敢跟江青照了个‘夫妻相’啊？主席要知道了怎么得了？”说得很严肃。陈一听也很紧张，跟我说，“你是不是到新华社去一趟，把我和江青同志照的照片拿来我看一下，底版也要。你坐着我的车去吧。”我照办了。照片看后没送回去，无影无踪了（肯定是陈伯达烧了）。我只得去跟图片社解释。陈是他们的上级，图片社也不好说什么。第二天，江没取到照片，把图片社的人骂了一顿，说，“我送的东西，你为什么给别人？给谁了？”工作人员说给陈的秘书了。这下可坏了，从那以后，我就躲得远远的，不让她看见我，一看到她看我的眼神，我就害怕。
陈伯达也用自己的办法对付江青。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有一次中央部级以上干部传达会议精神，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去参加。姚文元问我：“《人民日报》那篇社论是你送去的吧？”我说“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8周年，社论题目叫“改造世界观”。那天晚上，为送稿件，陈伯达一连派我跑了八趟，我记得非常清楚。社论是姚文元和张春桥起草，陈修改的。陈很重视这个排版。排了三四次都不行，他就说：“你这个标题为什么不能放大呢？”放大后还不行，说：“加杠。”就是社论全文加黑框。我说主席批的社论才加杠呢，陈说：“让你加你就加嘛，给他们说加嘛。”加了还不行，说正文排成四号宋，加框，那时四号宋用得很少。最后，他终于说：“好，我睡觉了。”这时都早晨八点钟了。后来，我琢磨，社论的第二自然段是谈样板戏，他要把这一段排到二版去——这才琢磨过来。江青把样板戏看得很重，陈就故意排到第二版来降低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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