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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邓小平与华国锋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期间在休息室交谈。
    作者于光远，原文载于《1978年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我最早认识华国锋是1961年在长沙。我去湖南是参加毛泽东指定下到农村基层去了解“大跃进”后农村基层真实性的三个调查组之一。到长沙后，张平化曾和省委全体成员集合向我们这个调查组介绍当时湖南省的基本情况。华国锋作为分管财贸的书记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是因为他管的工作同我们的工作任务离得比较远，他同我们组没有发生什么工作关系，我在湖南三个来月没有同他说过话，对他没有任何印象。
     我对他有印象是从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开始一直到他下台之后这些年。这几年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批邓”前——“批邓”中——“四人帮”粉碎——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期间——三中全会后他继续担任主席期间——离开了党中央主席的职位之后。每个时期他都有些事可说，同时又都没有较多的接触，因此只能使用“印象”这两个字，而且时间并不长。
     从1975年到1981年不过6年时间的光景，但这6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发生很重大事件的6年，细细说来可以写成一篇很长的文章。在这个附记里，我不准备按照时间次序发表我对他的印象记，我只想讲讲我对他本人能力品质方面几个突出的印象。
    第一个印象是关于他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方面的。
     1975年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时，邓小平要胡乔木和我帮助华国锋准备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讲话，胡乔木负责其中的第一部分，其余三个或四个部分由我负责。在我与他接触的过程中，我对他有三点印象：一、他工作是认真细致踏实的；二、他的记忆力不错，记住不少事；三、口齿清楚，慢条斯理，能把话讲得很清楚。这三点算不了高的评价。我并不认为他有什么高的水平，有什么高的思想境界，但是这三条都属于“好”的范围。其中第一点印象的来源是起草这个讲话的过程，华国锋白天处理其他工作，每天晚上10点左右回到中南海我们集中写文件的地方，同我们一起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有时一直到凌晨两点多。他不完全是以一个定稿者的身份，而更多的是同大家一起研究商量，留给我的印象不错。
     1975年9月26日，胡耀邦拿着《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向国务院汇报，邓小平是主要听取汇报的人，所有的副总理都来了，中央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其中包括我也列席了。这时候华国锋在国务院主管科学院的工作。在胡耀邦等人汇报的过程中许多人插话，他没有插话。在汇报完了之后，他第一个做长篇发言，我觉得他讲得不错，从他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科学院的情况知道得不少，话讲得也很清楚，理解也可以。那次汇报会上我获得的对他的印象，同在帮他起草讲话时留下的印象和以后帮他起草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印象都是一致的。
     第二个印象是关于他胆小怯弱方面的，这是在“批邓”过程中观察到的。这次汇报后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了，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就由他代替，这时他的权力怎么说是很大的。这时中国科学院有个造反派头头叫作柳忠阳，他原先是个小干部，可是他敢向华国锋提出问题，说华政治上有问题，在科学院工作上跟着邓小平走，根据就是在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科学院工作时华国锋的那个发言，而这个发言是有记录的，白纸黑字。对柳忠阳的攻击，华国锋完全可以采取藐视态度，不予理睬，或者找一个借口整柳忠阳一家伙。可是华国锋却去为自己辩护，说那天国务院开会时他刚从西藏回到北京，《汇报提纲》是到了会场后才看到的，他来不及准备，即席讲了些话，而且记录得很差，记的不都是他讲的话。我是那个汇报会的参加者，应该说那个记录记得是很好的。华在中国科学院针对柳忠阳说这番话时，我虽没有在场，但是科学院的人直接告诉了我，我认为不会错。知道这件事后，我有两方面的想法：一是那时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连一个小小的造反派头子都怕；另一方面是感到他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一个不会“整人”的人，比较忠厚。他不但不必去表白自己，甚至还说了与事实不相符的话。那天听汇报做了不少插话和发言的副总理，不只是他一个，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谷牧都插了话，别人都沉得住气，他何必去解释？除非我了解的情况与事实有出入，如果完全属实，我觉得他实在太胆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