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年羹尧出征大捷回来，塾师正在假山后散步，突然听到不远处一片哀痛之声，塾师便问书童是怎么回事。书童说：“年将军凯旋后，正在厅堂里对部下考功过，定赏罚。”
塾师说：“我们且去看看。”书童不敢违令，便带着塾师偷偷的潜伏在厅堂后面窥视。
当时只见厅堂之内，年羹尧高坐在上，下面甲士林立，刀斧耀眼，旁边则有文官根据记录在逐一报告诸人的功过。念到功多的，则立刻换上应升的品服，酌酒赐座；念到过多的，那就麻烦了，年羹尧沉着脸，把人叫过来当面斥责，说某战你丧失了机会，某事你承办不力，应斩。就算下属苦苦哀求，年羹尧也不为所动，喝令立刻推出斩了。言毕，侍卫们便上前剥了那人的品服，推出门外，砍首以献。只可怜年羹尧为人严苛，赏少罚多，被杀被罚的不在少数。
见此恐怖场景，塾师在后面看得脚软，不觉晕头转向，碰了门屏后倒地不起。年羹尧发现厅后有声音，便在处理完公事后前来查看，只见塾师还倒卧在地，几个书童扶都扶不起。年羹尧亲自动手，将先生挽回卧室，并命立刻将安神丸送来。待塾师醒后，年羹尧从容的问道：“是谁告诉先生这事，让先生受此惊吓的？”
塾师早已见识了年羹尧的严酷，不敢吐露实情连累那些书童，便说，“是公子告诉我的”。塾师心想，虎毒不食子，年羹尧不会去为难自己的儿子罢。
年羹尧去后没多久，仆人和侍女们仓皇奔进来，跪到塾师面前哀求道：“大将军正在鞭打公子，快要打死了，夫人求先生赶紧去救他！”
塾师急得团团转，说：“我不能进内室，这可怎么办啊？”仆人说：“大将军素来敬重先生，只要先生说马上要见公子，大将军也许会放他过来。”塾师便让仆人赶紧前去，没多久，仆人便把公子抱了过来，小公子当时全身已经被打得满是鞭痕，奄奄一息了。塾师怕年羹尧余怒不止，塾师便命仆人将公子的卧具搬到自己的房间，一直到养好伤才放回去。
后来塾师辞馆回家看望家人。年羹尧特命一队卫士保护，并派了十几艘大船，将这几年塾师所穿所用的所有东西，包括书房中的书桌书籍古玩等，全部给塾师运回去，说是怕先生思念旧物，所以全部赠送。塾师回到家乡后，地方上的文武百官都亲自前来迎接，塾师心中不安，说我无德无能，何敢惊动上官的大驾？众官员连连说，年羹尧都把先生奉为上宾，我等岂敢怠慢！？
塾师回到自己的家，却见旧宅早已不见，面前唯有一高府大院，门第轩昂，乃非富即贵之家。塾师在外面看了半天，徘徊不敢进。原来的邻家翁见塾师不敢进，便上前说：“这是年将军为你建的大宅，你怎么不进去？”塾师进去后，发现奴仆成群，自己的父母则高坐堂中，身上居然穿着四品朝服！塾师大惊，便问怎么回事。父母惊诧的说：“这不都是因为你跟随年大将军立下军功才得到的吗？你怎么会自己不知道的？”塾师这才明白，原来这一切都是年羹尧的安排。不仅如此，年羹尧还为沈家置了大量良田，价值不菲。
野史故事虽不足信，但也反映了年羹尧的为人出世和个性所在。回过头来看看，年羹尧落得如此下场，其实也是咎由自取。老年为人妄自尊大，自恃功高，丝毫不知谦逊自保，又不守为臣之道，加上贪赃受贿，植党营私，种种大忌，势必不得善终。
雍正即位之初，曾写了一幅对联叫：“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天下是雍正的天下，岂容年羹尧撒泼？雍正自己也是个好表现的人，他甚至跟曾静这种小人物打嘴仗，还颁示天下，怎能容忍别人说自己受年羹尧支配？功非高而盖主，这还了得。雍正要的是奴才，而不是友臣，给你特殊待遇只是一种表示，并不代表作臣子的可以安然承受----承受的结果就是自己倒霉。专制时代，君臣大义最重要，想和皇帝做朋友甚至骑在皇帝头上的人最后都不得好死，这已经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了。
说完了年羹尧，再来说说隆科多。和年羹尧的飞扬跋扈不一样的是，隆科多知道自己在雍正的即位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又说不清道不明的角色，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这句话颇费思量。或许隆科多知道自己在最高权力转移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雍正也许先会感激他，但权力稳固后，隆科多的死期也就到了。因此，隆科多在雍正即位后，尽量夹起尾巴，低调做人。
后面事态的发展也正如他所料。雍正即位后，便命隆科多与怡亲王胤祥等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随后，雍正又将其父佟国维在康熙朝获罪被革的公爵还给了隆科多，并亲自下令称隆科多应称“舅舅”，以后的政府公文中，凡遇到“隆科多”三字，前面都要加“舅舅”二字，这种做法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隆科多在兼任步军统领的同时，雍正后又命他作吏部尚书并兼管理藩院。应隆科多的请求，雍正又任命他为《清圣祖实录》和《大清会典》的总裁官。后来，雍正还曾赐隆科多双眼孔雀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鞍马紫辔等，可谓荣耀之至了。不仅如此，雍正公然的恭维说：“舅舅隆科多这人，朕先前未能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之忠臣，朕之功臣，国家之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世大臣也！”
对此，隆科多似乎并不以为然，他知道雍正不可能一直信任自己。虽然隆科多也贪得无厌，他在吏部的时候，照样纳贿卖官，时称“佟选”(和年羹尧的“年选”相对应)。但是，隆科多老奸巨猾，给自己留了一手。他怕雍正抄家，便早早的把家里的财产给转移到自己的亲友家里。雍正二年(1724年)，隆科多又主动提出辞去步军统领的职务，似乎懂得自我谦抑的道理。
但有时候做人太聪明了也不好。雍正显然知道隆科多的用意。假如雍正当上皇帝真的是不明不白，那他对那些有功之人和知情人在开始的时候一定会采取安抚政策，兑现各种赏赐以封住他们的口，等到雍正地位稳固后，必然要置这些人于死地而后快。这很容易理解，皇帝也怕被要挟，他们的担忧和恐惧甚于常人。想必雍正心里也清楚，“世界上只有一种人可以保守秘密，这便是死人”。既然隆科多主动请辞步军统领一职，那大家就干脆撕开面纱罢！
年羹尧被打击的时候，隆科多也同时挨整，只是结案在后。雍正三年(1725年)五月，雍正便发动群臣谴责隆科多；当年六月，年羹尧的儿子和隆科多的儿子同时被惩。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隆科多被派往蒙古和俄国谈判疆界问题。本来隆科多在谈判中表现强硬，但后来却发生了“玉牒”之案，导致隆科多被召回，替换他的策凌在随后的谈判中做了很大让步，在后来的《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中将贝加尔湖一带和唐努乌梁海以北地区，这些原属于当时大清帝国的领土(本是蒙古人游牧的地区)，划入了俄国的版图。这不得不说是雍正的失策。
所谓“玉牒”案，是指隆科多私藏了记载皇家宗谱的玉牒，这玩意非常之神圣，“除宗人府衙门，外人不得私看，虽有公事应看者，应具奏前往，敬捧阅看”。由此，雍正以“大不敬”之罪开始整肃隆科多。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隆科多被定41项大罪。雍正说，隆科多本应处斩，看在他是先帝驾崩时惟一承旨人的份上，姑且饶他不死，就将他圈禁在畅春园的附近，让他在先帝的院外闭门思过罢！
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雍正给他发放了丧葬费，待遇比年羹尧要强许多。如此看来，雍正似有隐情。如有隐情，隆科多则必为知情人。
所以说，隆科多的死，其实是因为他自己说不清。他说不清自己在雍正即位的过程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如果说是决定性作用的话，那就更加死定了----没有那个皇帝愿意承认自己的皇位是靠某个下属得来的。隆科多若是忠诚的执行了康熙的遗诏，尚且不得活；如果是改诏的话，哪里还会有他的活路呢？怪不得隆科多说自己白帝城受命之日，即位死期开始之时。看来，是康熙把他给害苦了。
前面的故事还有个结尾，说后来塾师得知年羹尧就被雍正捉拿后，赶紧北上买通了看管的人，见到了年羹尧。见后，塾师大哭，年羹尧笑道：“大丈夫视死如归，皇上既然要定我死罪，我也不存生还的希望。我以儒生起家，一生南征北战，风光一时，各种荣华富贵也早已享受过，此生无憾。只是幼子放心不下，还望先生多多照应。”不久，年羹尧便被雍正赐令自尽，年家随后被抄，诸子弟也被遣戍边疆，不得善终。幸好塾师教的幼子因为年纪小，也没有担任官职，才得以脱漏。
某夜，从北方来了两个乞丐，沈家的看门人给他们钱也不走，坚持说：“但得见主人一面，虽死无憾。”
塾师出去一看，原来是年羹尧的幼子和原来的老仆人。塾师见后大哭，赶紧让两人进屋藏匿，这才保住了年羹尧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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