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底，由廖承志和潘汉年介绍，华克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华克之有位生死至交名叫任庵，又叫张子羽，是他在从事反蒋活动时结识的。此人虽然在国民党军政界任职，却不满蒋介石的作为，同情共产党。他与华克之一见倾心。华克之呼任庵为兄，连他的名字“克之”，也是这位兄长赠送的。华克之一生用过的名字多不胜数。然而只有这个名字终生使用。
后来晨光社行刺汪精卫事发，任庵也受到牵连，遂离开南京，隐居上海租界。华克之回到上海后，重新与任庵取得联系。在兄长任庵面前，华克之丝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将自己刺汪后颠沛流离，以及后来投奔延安、委派华南的经过一一说了，限于纪律，将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一事略过不提。只是表示，他目前从事的是爱国事业，希望能得到任庵的支持。
任庵当然能猜到华克之所说的“正义的事业”是什么，他当即表示，凡是有利于抗日救国的事情，他一定不计个人利害，尽力去做。一次，华克之托任庵向军统头子戴笠送一封信。原来，潘汉年手下有位情报干部名叫袁殊，与日本驻上海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以及国民党军统都有情报联系。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多面间谍。为了更好地利用袁殊的关系搜集情报，进一步打入“岩井公馆”，潘汉年让袁殊出面主持了一个汉奸组织“兴亚建国社”，想通过这种途径获得日伪方面更有价值的情报。
然而这样一来，袁殊表面上就成为受人唾弃的“汉奸”。为了避免军统方面误会而派人暗杀袁殊，潘汉年要华克之请任庵把袁殊写给戴笠的一封信送到重庆，交给戴笠，表示不变初衷，落水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在华克之的动员下，任庵去了重庆，见到戴笠，并成功地将戴笠表示可以谅解的回信带回上海，从而使袁殊安心地背负起“汉奸”的恶名，周旋于日伪之间，搜集情报。
1941年到1942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率领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的阴谋，阻止日、蒋之间妥协。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设法搞到蒋、日、汪之间进行秘密勾结的情报，以便及时采取对策。
这时潘汉年想到了任庵。任庵与重庆的国民党政要之间关系很深，他一定能够担此重任。在华克之和潘汉年的劝说下，任庵毅然表示，一切服从抗日事业的需要。
华克之受命做中共和任庵之间的联络人。两人经过一番周密计划，任庵主动上门拜访了周佛海。
周佛海自当了汉奸以后，就因为许多亲朋故旧对他有意疏远而颇感失落。任庵的突然来访，使他喜出望外，两人相互都有需要。从此，任庵成了周佛海的上宾，经常出入周公馆。由任庵引见，华克之也成为周公馆的座上客。两人从周佛海一家人口中直接获悉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原来，周佛海一直同重庆保持着接触，他的母亲和岳父被军统头子戴笠作为人质关进息烽集中营，军统甚至派代表程克祥和彭寿常驻在周公馆。太平洋战争后，周佛海成为日蒋幕后活动的重要渠道，日本人想通过周佛海从中斡旋，与蒋介石拉关系，以求得蒋的妥协；蒋介石要通过周佛海了解日本人的动向，而周佛海本人，也想由此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因此任庵的出现，让他感到与重庆打交道又多了一个渠道。
一天，任庵在与周佛海闲谈中有意提及，他与正在江西前线的蒋介石的亲信、某战区司令长官有交往，该司令官将请他去一次江西。此事正中周佛海下怀，遂拜托任庵向司令长官和蒋校长转达他“忠心耿耿，甘效犬马之意”。
事实上，这位司令长官在上海有大量经济利益，非常希望得到汪伪政府现任上海市长周佛海的保护和照料，因此在司令长官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便乘机推荐任庵，司令长官欣然接受。既然双方各有所需，任庵当然不虚此行：司令长官愿意替周佛海向重庆代为致意，而周佛海对司令长官请他保护其家人、部将在上海的经济利益的要求自然满口答应。
于是，通过任庵在周佛海和司令长官之间穿针引线进行沟通和联络，周佛海与重庆的秘密渠道从此又多了一个。任庵成为司令长官的驻沪代表，以某战区驻沪办事处主任的名义，直接打入了日伪蒋勾结的圈子，周旋于江西、重庆与上海之间，为中共取得了大量重要情报。
随着战局的发展，周佛海与这位司令长官之间的秘密渠道益显重要。蒋介石曾通过战区司令长官，肯定周佛海照顾国民党被俘军官，收编、改编、整编伪军的“功劳”。而任庵在替双方传递消息的同时，也把这些内幕由华克之传送到延安。
在抗战后期，华克之通过任庵和他自己在周佛海公馆的活动，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活动。在这段时间里，周佛海的确为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仅收编、改编伪军一项，就为蒋介石打内战储备了近20万兵源。而四大家族在上海的利益也因为周佛海的照顾大多得以保全。
1945年初春，任庵接到战区司令长官转给周佛海的一份绝密指示：蒋介石委任周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他收编、整编在上海各地的伪军，以备反共。华克之迅速将情报发往延安。中共中央将消息很快在报上曝光，从而使蒋、日、汪暗中勾结的内幕大白于天下，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十分被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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