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底，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作了对外关系的报告，他说：“……苟国际演变，不断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最大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不甘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民族复兴之目的，深信此必为本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也”［（14）］。这就是著名的“最后关头”的演说。
自1935年底，蒋介石复职上台以后，进行二次北伐，以翦除北洋军阀势力，统一中国为目标，向北进军，并统一南北，最后实现东北易帜的统一全国的愿望。而日本以其“大陆政策”为不易之国策，向朝鲜及中国东北、南下侵略，势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利益碰撞，以至产生激烈的，不可调合的冲突与对抗。从大趋势上说：中日两国最终拼死一战不可避免。蒋介石政府为何对日本再忍让，以拖延战争，原因只有二点：
一，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的存在，对蒋来说是眼中钉、肉中刺，一日不消灭共产党，蒋介石寝食难安，这就是他说的“攘外必先安内”。换句话说，是共产党牵制了他的对日行动。当时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割据，目的是推翻蒋介石，夺取全国政权。国共斗争，你死我活，不可调合。
二，中国是弱国，国力军力经济各方面皆不如人，只有做好准备，方能有计划地进行战争。这便是以屈求伸的办法。
在二国三方大角逐中，任何一方，只能以另一方为主要对手，利用第三方牵制对手。而三方的利益都是互相对立的。因此，要战胜对手，只能将其主要打击矛头对准主要的对手，而对另一方实行必要的妥协。日本的矛头很明确，它要重点打击掌握全国政权的蒋介石政府，取而代之。而蒋介石当务之急是打击红军，他不能陷于两面作战的境地，只能对日本妥协求全，其政策亦是“攘外必先安内”。而红军的目标也很明确，对抗蒋介石的军队为主。日本则乘蒋介石“安内”之机，屡屡发动侵略，先夺东北，后越长城，进一步吞并华北，蒋介石只能依靠国联，不敢有所积极行动。当他的第五次围剿胜利后，红军作战略转移，一路上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到达陕北后只剩下3万人，已对蒋介石政权暂时形不成大威胁，蒋介石尚不罢手，调背负“不抵抗”罪名的东北军继续进剿，共产党人在陕北前线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收复失地”，“北上抗日”的口号，瓦解了东北军的斗志，张学良联合西北军杨虎城部，发动了“西安事变”，以兵谏的形式逼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导致国共第二次合作局面的到来，加速了抗日战争到来的步伐。此时大三角对抗中，二方已合而为一，中日矛盾急剧转为主要矛盾，而日军尤不知自忌，变本加厉地在华北肆行，终于酿成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
蒋介石即已意识到此非局部问题，是涉及全国性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7月17日，他在庐山发表了宣布“最后关头”的讲话。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数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还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北平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的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是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方法。”
蒋介石的抗日准备，尚未最后就绪，然日本已等不得他准备完全了，蒋介石发了十年的雪耻之誓，也到了一个该了断的时刻了。
（二）
纵观蒋介石抗战思想的形成，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隐蔽性。蒋介石自1928年“济南惨案”后产生抗日雪耻的思想，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领导全国抗日战争，其间共十年时间，在这十年中，日本屡屡挑衅，自东北到华北、到上海，其间侵略事件不断，而任何一件小事都足以引起一场全面大战，但蒋介石始终抱妥协主义，其抗日思想甚为隐蔽。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余今且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者耳。”“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爱国学生要求抗日的呼声风起云涌，但蒋介石认为：“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15）］。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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