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区文化产业的减贫效能研究——以热贡艺术相关产业为例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6:11:06 未知 骆桂花 切羊卓玛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青海省同仁县吾屯村与尖扎县Y村的田野调查，运用内生式发展理论，对文化产业的减贫效能进行了案例研究。研究发现，文化产业在保护生态、提高收入、培育发展能力和推动产业融合等方面做出了减贫贡献，促进了藏区发展。同时，文化产业的减贫效能之激发，离不开外部有利因素的支持。从实践看，当前藏区文化产业的发展仍有不少问题，如共享发展、市场的稳定性、文化价值的保护与传承、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仍有不少短板。鉴于此，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贫困治理，创新当地的扶贫治理机制，兼顾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嵌入有效的社会关系，才能从根本上突破所有困境，形成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关 键 词：内生式发展；文化产业；贫困治理；热贡艺术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藏高原新型城镇化社会治理实践与民族关系研究”(编号：2017GMG02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骆桂花，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青海民族研究》主编（西宁 810007）；切羊卓玛，天津大学与青海民族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072）；陈卫东，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2）。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长期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自“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我国每年(农村)脱贫人数超过1300万，累计脱贫人数达9192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1年的10.2%下降到2017年的3.1%。2020年，现行标准下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1]，而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仍将是未来几十年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突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扎实解决导致贫困发生的关键问题，尽快改善特困人群生活状况。”[2]可见，中央非常重视藏区的贫困治理。藏区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目前面临一些实践困境，如贫困人口内生发展能力不强、返贫概率高、因地制宜效果不明显等问题仍然存在。 藏区为多资源之地，众江河之源，绵延不断的边境线为国家提供了安全屏障，也是面向南亚开放的战略枢纽。费孝通曾说过：“雪山草原湿地，哺育江河之母，保护雪域生态，惠及中华后代。”这句话充分说明了藏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全国乃至东南亚甚至全世界的生态利益、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3]，加上藏文化对和谐社会建设、多元文化共存、“一带一路”发展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使得藏区发展在国家战略部署中具有很高的定位。另一方面，藏区地理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薄弱、人力资源紧缺等问题较突出，因此藏区贫困治理要基于整体视角，兼顾文化、生态保护、经济与社会发展等目标，而与藏文化相关的文化产业恰好能有效回应贫困治理的多维要求。 “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ies)这一概念最初是对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批判。安迪·普拉特认为文化产业是以文化内容为中心，由创意、生产、再生产和消费相互融合而组成的生产体系。大卫·索斯比(David Throsby)认为文化产业是在生产中包含创造性、凝结一定程度的知识产权、传递象征性意义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并用同心圆及其外围来界定文化产业的行业范畴[4]。相关文献都强调文化产业的创意、知识产权等因素的作用，认为文化产业具有精神和产业两种属性和特点[5]。基于此，本研究中的文化产业主要指以藏文化及其背景文化为创意内容源泉，由当地人创作唐卡、泥塑、堆绣等文化产品(或相关服务活动)，传递传统文化与象征意义，最后被外来人员与当地寺院消费后获得一定经济回报的集合体，强调文化产业的减贫贡献。 埃森宣言明确了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的指导原则[6]。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受益于产业共生，这对于减贫和增加人类福祉具有显著作用。具体而言，文化产业能促进国际性大都市以及中、低收入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也对回应政治文化、社会进步等方面的一般性问题提供新的视角[7]。基于经济增长对大规模减贫的重要意义及多维贫困治理的客观需求，文化产业的发展与脱贫致富密切相关，即文化产业可成为脱贫致富的有效切入口。 根据以往研究发现的致贫原因、脱贫困境[8]，藏区贫困治理的主要路径为：资本、生计策略和相关政策有一定的关系[9]，因此，基于农民生计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制定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为前提，与参与式反贫困、旅游减贫、太阳能减贫、文化减贫(以文化作为脱贫资源)以及乡村治理同扶贫相结合等扶贫模式都在探寻一种藏区脱贫致富的有效模式。与将贫困原因归结于贫困群体的文化或相关资本匮乏的观点不同，以上扶贫模式基于地方资本价值，探寻一条脱贫发展之路，对藏区贫困治理实践与理论均有一定的意义，但已有研究较少涉及藏区文化产业的减贫效能相关主题。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吾屯上下村与尖扎Y村的田野调查，遵循内生发展的逻辑主线，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文化产业对藏区贫困治理有何贡献？其发展陷入了怎样的困境？如何突破这些困境？这些问题是文化产业发展与脱贫致富的核心问题。 二、田野点的选取 “热贡”为藏语reb-gong的音译，是众民族、多宗教同存共荣之地，其中藏族为热贡地区人口最多的民族。六月会、藏戏等民间文化仪式，唐卡、堆绣、壁画等象征符号及其背后的观念，共同构成了当地人的精神世界，它们承载着解脱众生的终极目标，也融入世俗生活中的事业、爱情、财富等。以上价值观念、仪式(尤其是时空和象征符号)及其意义是热贡艺术及相关产业的内核。 依据藏文文本[10]与田野调查发现，热贡艺术现今多流传于隆务河两岸的吾屯、年都乎、曲麻、尕赛日、郭麻日等村落，热贡艺术相关产业成为地方发展的主干力量。此外，农业与牧业也是当地主要的生计方式。农业主要提供口粮而非销售；牧区有少量畜产品销售，但其加工程度较低①。 尖扎县Y村②位于尖扎县城东南部，距县城有37千米。全村56户，195人，多数挖虫草和放羊，其他就业机会相对较少。一位村民说道：“我们这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虫草，比如我们一家七口的大部分开销要靠大儿子和儿媳妇挖虫草挣的钱。但这不稳定，大前年虫草价格降了很多。十年前，我们家还有上百个羊和几亩地，现在牛羊都早卖出去了，庄稼又很少有人种，所以虫草收入不好的时候，我们就遇到麻烦了。忘了从什么时候起，大家都想去县城打工赚钱，但是我们没有亲戚朋友帮忙找工作，也解决不了吃穿住行的问题，因此，很少有人能在城里工作。假设运气够好找到一份工作了，也不能确保长期有活干，因为现在工地上都用机器，需要体力劳动的地方不多，难呀！生活本来不容易，当不考虑那些困难时，我又觉得自己是有福气的。与我年轻时候挨饿受冻相比，后半辈子算是享福了。你看，我们村的路多好！水、电早通了，更不用担心饿肚子，这多好！”③从以上访谈可知，Y村村民收入来源比较单一，并且在城镇化、非农就业、社会资本等方面面临诸多困境。 综上所述，吾屯上下村与尖扎Y村符合案例研究的典型性要求：(1)两样本中，尖扎县Y村是一个没有文化产业的扶贫村，而吾屯村为热贡艺术相关产业发展的中心地带，两个样本均在同一文化圈、同一行政区，具备了比较研究的条件；(2)热贡艺术相关产业属全州乃至藏区典型案例，具有可推广性；(3)所选样本能全面反映本课题中所有研究的要素；(4)数据可获得性较强。 三、文化产业的减贫效能分析 (一)理论范式 内生式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理论强调需求本位(Need Oriented)和自力更生(Self Reliant)、保护生态(Ecologically Sound)等方面的内容[11]，恰好与本文的研究主题紧密相关。日本学者宫本宪一[12]概括了内生式发展的要点：(1)地区居民要以本地资本为基础，以地区内市场为主要对象，开展学习、计划、经营活动，但这并非是地区保护主义；(2)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追求综合目标；(3)试图建立地区产业关联；(4)建立居民参与制度。 (二)文化产业的减贫贡献——基于内生式发展视角 热贡艺术相关产业提高了当地人的内生发展能力，对脱贫致富作出了显著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增加就业率，提高收入，为消除绝对贫困提供了经济基础 文化多样性是一种经济资产，通过适当的市场营销，可以创造可持续的收入和就业机会，文化产业对于增加就业率的贡献巨大。笔者调研发现，2017年至2018年间，吾屯村热贡画院与400多农户签订了合同，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这种功能在整个区域也较显著。据统计，2015年到2016年，全县文化产业从业人数达20，148人，收入达2.4亿元；并且，为了热贡艺术相关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政府与当地人致力于建设文化产业园区、集聚类示范基地，2019年，热贡文化艺术产业园区中热贡艺术相关企业达188家。文化产业之外的农业与牧业，多服务于日常生活消费而少提供积蓄。换言之，文化产业是藏区经济发展的最优选择，并且以父业子继或以家族为媒介的方式传习于代际间，具有广泛而可持续的特点。就业率的增加和收入的提高，是内生式发展能力提升的表现，也是消除绝对贫困的前提。 2.与旅游业融合，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为实现地方产业融合打下了基础 旅游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具有多种优势。文化为旅游业注入了意义，文化产业能够促进厂商数量和旅游经济的增长[13]，这种作用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的方式间接发挥[14]。反之，旅游业也在文化的保护、传承、宣传、融资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热贡艺术相关产业与旅游业相融合具备一定的条件：热贡为多元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之地，自然山川秀丽，人文景观独特，具备产业相融合的条件；政府制定各项法规和产业政策，实现了宏观制度融合，对打破产业壁垒，促进开放性产业提供了法律依据；企业内部根据市场需求制定了有效策略，为微观制度融合做好了准备；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使热贡艺术相关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具备了更多的可能性。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是不同构成要素共同演进的过程，是两个产业系统积极互动整合的过程。在热贡，旅游企业与相关主体相互合作，试图提供“先拜见隆务寺，再去麦秀林场赏景观”的一线式服务。热贡的一些美丽乡村所打造的旅游品牌，多基于自然景观和特色文化产品的优势。对消费者而言，来热贡旅游、朝拜的人喜欢购买价格适中而携带方便的小唐卡，并把社区之外的社会关系和市场资本引进了该地。综上所述，热贡艺术相关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具备了主客观条件。整合的因素具有多种优势，能高效地促进地方发展，也是藏区脱贫致富的一大动力。此外，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交通运输业、餐饮业、物资供销业、信息咨询服务业等其他领域产业的发展，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更多有利条件。 3.以生态保护为基础，实现了绿色发展等综合目标 文化产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生产与消费模式不同，它的价值聚焦于文化内核之上，即主要是以“菩提心”思想为主的佛教及其背景文化，其中生态保护或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是首要要求。再者，文化产品的多数生产者、消费者具有一定的善念，对他们而言，唐卡等文化符号的创作是积德攒福的实践，也是通过消费文化产品，把价值观念和意义外化于行的过程，这对营造和谐、诚信、友善的社会氛围具有一定的意义。因此，从产品生产到消费，都是在环保基础上实现多种目标的过程。 如上所述，热贡艺术相关产业在环保的基础上，提升了就业率，提高了人们的收入，带动了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对地方教育的发展作做了一定的贡献。如吾屯下村的热贡民族文化宫除了传授绘画技艺外，也传授绘画相关理论，与西宁市湟中技校合作，授予学生毕业证和学位证。四年间完成的作品，被带到内地展览并销售，最后分摊利益。在2017年到2018年间，毕业42人，其规模也在逐步扩大。可见，热贡艺术相关产业为实现多种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 4.提高了当地人以及相关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 与自上而下、政府救济为主的传统模式不同，热贡艺术相关产业的发展是当地企业、社会组织、民众等多元主体借助传统文化、社会资本等地方文化价值，探寻一条可持续发展路径的过程，这激发了多元主体与资本的潜能。笔者在吾屯村实地调研发现，吾屯村的文化产业模式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农户单售模式。该模式以血缘为基础，以家庭为单位，以庭院为工作室，单农户制作绘画并销售，销售渠道较单一，多数农户在庭院被动等顾客惠顾。他们同时务农，也有妇女去县城工地从事技术要求较低的体力劳动。第二类为“农户+企业+政府”模式。该模式中企业掌握优质社会资源，积极和内地一线城市的顾客拉关系，并逐渐在北京、天津等地建立销售文化产品的窗口。地方政府提供宣传、项目、培训等方面的支持，如给予在北京、深圳、上海等一线城市展演的机会，并邀请精英画师去德国、比利时、秘鲁、荷兰、韩国等国家参加相关活动，打造品牌。农户负责制作绘画，最后企业销售产品并和农户分配利益。此类模式画院订单常满，收入可观。第三类模式为“企业/学校+政府”模式。此模式集企业与学校的功能为一体，其学员既为员工亦为学生。该模式解决了绘画技艺高而理论水平较低绘画者的学业问题。(学制四到五年，头一年学习技艺，从第二年开始不同程度地参加企业的绘画制作过程，并获得相应报酬。)另一方面，解决了企业人事问题，实现效率至上的目的，最后各取所需，利益共享。政府常在国内外搭建平台，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吾屯下村的热贡民族文化宫是此类模式的典型例子。总之，三种模式的共同点是：当地人是地区发展的主体，即当地人为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提高当地人发展能力的最终目标实现了。 (三)吾屯村与尖扎县Y村的对比 尖扎县Y村自实施精准扶贫以来，深度贫困有了一定的缓解，但目前仍未脱贫摘帽。因此，政府基于当地自然景观和民俗风情，致力于打造旅游品牌，但未取得预期的成功。由此可知，尖扎县Y村并未充分挖掘地方文化资源的价值。将该村与吾屯村进行比较分析，能凸显文化产业对提升地方发展能力的贡献和对贫困治理的意义。对比详见下表： 尖扎县Y村与吾屯村发展情况对比④
综上所述，从经济、权利、文化等维度在贫困治理中所具有的地位看，与尖扎县Y村相比，吾屯村的文化产业具有明显的减贫优势，提升了当地人自力更生的能力，这正是减贫的核心动力。 四、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 热贡艺术相关产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确保发展主体、参与者和受益者皆为当地人的前提下，需要嵌入外部有利因素。但从实践看，热贡艺术相关产业在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1.经济发展维度 文化产业解决了多数农户的就业问题，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增长，但单农户销售的第一类模式遇到了发展瓶颈，如一农户说：“路边那几家大画院规模较大，设施比较完备，并且画院里几个大师的名气很大，因此，游客很容易被他们所吸引；政府也为他们提供了走出热贡，在内地或国外销售、展演的机会。相对而言，我们这种小画院就不一样了，很少有游客找我们买画，也难以获得地方政府的协助。这需要关系和各种保障，而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大难题。总之，卖唐卡所挣的钱很少。这种情况下，我前年写了两本书宣传我的画院，我妹妹也不像以前一样在家靠堆绣生活了，她必须出去打工赚钱才能养家糊口。”⑤ 可见，没有社会关系和地方政府支持的小规模画院，文化产业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对于有政府和社会支持的第二类和第三类模式画院来说，其产业收入可观，但是必需品购买能力限于吃穿住行等一般需要层次，尚未形成21世纪优势教育服务和大病医疗救助服务等高层次的必需品的购买能力。 2.社会关系维度 从社会关系的范围、有效度、结构等整体视角来看，高效而广泛的社会关系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动力。热贡艺术相关产业的发展，可说明社会关系所具有的优势。而另一方面，社会关系也呈现出以下局限性：社会关系的量方面，只有在(夏季)旅游旺季时，当地人与旅游者间形成多种(朋友或顾客关系)社会关系，其他季节相对较少。消费者多分布在本社区的寺院，北京、天津等国内城市，比利时、德国等国的城市，消费市场的多元包容性不足，具有重视宗教信仰的同质性特点。社会关系的质方面也存在若干问题，如当地政府搭建社会关系次数少而范围不广，寺院的社会关系重宗教信仰而轻经济效益，国内外社会关系又因语言不通、信息不对称等的限制，未能充分发挥其优势。综上所述，一定程度上，与文化产业相关的社会关系具有量、结构、质方面的局限性，导致市场的稳定性不足。 3.文化价值维度 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来源于其文化价值，但由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唐卡等产品制作过程逐步简化，制作速度加快，产量增加，对宗教仪式及相关文化背景的重视度大大递减。消费者对文化意义的解读不深，把唐卡等宗教符号不适当地用于娱乐圈，忽略其背后的洁净观、宗教观、意识情感等本土文化因素及其整体性，这是民族文化及文化产业未融入主流文化圈，或者其文化价值未被深刻认识和接纳的表现。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一方面是民族文化积极传播并融入主流文化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民族文化被主流文化接纳的过程。这一过程或快或慢，不管对民族文化，抑或对主流文化，关键在于秉持和而不同、多元共存的文化观，但这种观念尚未形成全民性氛围，多元文化包容的素养和文化消费水平有待提高。 4.社会保障制度维度 医保、养老保险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后顾之忧，并在产业项目和搭建社会关系等方面发挥了优势作用。但热贡艺术相关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其风险管理能力弱、合作组织缺位、产品技术融合度不高等问题突出，只靠企业和农户并不能解决现有问题，所以急需依靠更加系统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但目前社会福利制度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度有限。 综上所述，热贡艺术相关产业是因地制宜、高效治理贫困的有效选择，但它在积极构建社会关系，寻求有利的外部支持时，在共享发展、市场的稳定性、文化价值的保护与传承、社会保障等方面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五、突破文化产业问题的路径分析 基于对相关理论和实际问题的深入考察，本研究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突破热贡艺术相关产业发展的问题。 1.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贫困治理 热贡艺术相关产业发展问题的多元性特点，以及单一主体所具有的局限性，要求依靠更多专业技术、信息资源的协同力量，而多元治理主体或各子系统的协调可发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功效，因此，政府、企业、农户、寺院等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是实现发展目标的有效尝试。政府通过政策设计和制度创新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是多元治理主体中的关键力量，但政府干预具有权利寻租、供需不匹配等局限性，因此要适当分权、放权，实现从重管理到重服务的转型。企业是使文化事业过渡为文化产业，提升文化产业效率的重要力量，但难以兼顾到效率和公平问题，而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公共利益导向和监督功能，能协助企业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相关组织也具有其优势。传统文化是产业内涵的源泉，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素。传统文化的主体，特别是地方精英，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于一身，能事半功倍地激活地方资源的价值，但社区自组织规模有限，资金来源单一，加上重文化而轻产业价值的惯性，单靠寺院等地方组织难以实现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农户熟知文化产品制作技术，以绘制唐卡等方式实现产业内容和产品的生产，并参与了销售产品和后期建立社会关系的过程，这是激发农户内生发展能力，实现贫困治理目标的实践过程。但由于农户在市场信息、参与式发展、资源整合等重要方面的局限性，农户单售的第一类模式发展缓慢。综上所述，任何个别主体都难以打破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困境，只有基于信任与合作，并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农户等多元主体参与，实现协同治理，才能充分激发文化产业的减贫潜能。 2.扶贫治理机制的创新 要突破藏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困境，实现贫困治理目标，扶贫治理机制的创新为关键路径之一。一方面，吾屯村现有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主要构建社会安全网，偏向于解决农户的基本需求问题，而这对大病保险、教育发展扶助等有关可持续发展和长远问题的效用比较有限，因而未能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系统有效的福利政策环境；另一方面，产业发展项目、产业发展贷款、人力资本等直接与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社会政策需要加强，如吾屯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精英俘获”现象常见，农户单售的一类模式受农户社会关系与地位、产业规模等的限制，农户很难从现有政策中受惠。基于以上问题，在不断完善养老、医保等福利制度，确保农户一般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更要加强制定并有效实施就业、高等教育、投融资、社会基金等相关政策，尤其要关注贫困群体的储蓄和投资，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地方长远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决策也要从原先的政府单一掌握决策权向政府、市场、社区等多元主体协同决策的方向过渡。 3.兼顾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 热贡艺术相关产业的文化价值体现在精神思想弘扬与公共利益提升、和谐社会建设、综合道德培养、自然生态保护等方面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这种文化价值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建立的可借鉴路径，更是文化产业的创意内涵源泉。其经济价值体现在文化产业为自身发展创造条件的同时，在脱贫致富、政府减压等方面增加了有利因素。因此，双重价值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乃至社会进步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片面追求任何一种价值，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动都是有限的。 通常情况下，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并非为此消彼长的关系，前者为后者创造有利稳定的经济条件，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内核和价值导向，因此二者要协同发展。同时，基于文化价值深刻的影响力和重塑文化价值所具有的多重难度，当双重价值间出现矛盾时，经济价值让位于文化价值，方能实现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热贡艺术相关产业发展的可能路径是将保护和传承文化放在首位，并通过技术、制度的创新及人才培养等方式促进产业发展，追求公共利益，实现脱贫致富目标。 4.嵌入有效社会关系 吾屯村三类产业模式的不同发展情景，可说明社会关系在文化产业发展或地方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外界社会资本支持较少的第一类模式发展缓慢，农户多处在贫困线以下，而第二类、第三类模式利用旅游旺季建立多种有效的社会关系，争取政府和企业的协助，积极与内地、国外消费者建立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农户往往能讲普通话和外语(少数农户)，容易了解国内外相关市场的信息，因此，产业发展迅速。显然，社会关系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外部条件。为了使热贡艺术相关产业突破发展瓶颈，需要依靠信息技术，在地方发展过程中积极嵌入有效社会关系，尤其外来社会资本支持较少的第一类模式更需要依靠政府、市场信任与合作等社会关系带来的便利条件。 藏区文化产业能有效顺应未来扶贫“从解决要素短缺的问题，转移到解决生态保护、社会排斥和贫困人口发展能力短缺”的大趋势，从就业、经济、生态、社会和谐等维度发挥减贫功效，提高贫困主体的内生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在文化产业寻求有利的外部支持时，经济、文化、社会关系、制度等相关的问题也较突出，因此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贫困治理、创新贫困治理机制、兼顾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嵌入有效社会关系等方式突破困境。 当地人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可提高内生发展能力，但这需要制度、权利、社会关系等外部有利因素的支持，因而，本文与已有研究中当地资本(尤其是文化)是脱贫阻力，或放大其优势的两种观点不同，试图寻求一种在当地资本与外部有利因素相互融合基础上的发展模式。这一视角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1)把贫困治理研究从单一经济因素或从生计资本等维度扩展到提升内生发展能力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层面，丰富相关研究理论；(2)为藏区贫困治理提供一个更加完整的视角；(3)对地方资本丰富地区的贫困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本文的研究对象侧重于单一文化产业，而并未深入探究多种产业融合与贫困治理相关的问题。研究区域为农区，所以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牧区贫困户的发展有待进一步验证。基于此，产业融合以及与牧区贫困户的产业发展相关的问题可成为未来研究的主攻方向。 ①资料为笔者在2018年8月到11月期间在对吾屯村热贡画院和热贡民族文化宫、同仁县文体广电局进行实地调研，对当地画师与有经验的老人进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整理而得，本研究中与吾屯上下村相关的案例内容的来源均与此相同。 ②本案例内容由笔者2018年5月到7月在对尖扎县Y村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整理而得，本研究中与该村相关的案例内容的来源均与此相同。 ③访谈对象：XWB，75岁，尖扎县Y村人；访谈时间：2018年5月15日；访谈地点：尖扎县Y村；访谈语言：藏语；记录人：切羊卓玛。 ④表格内容来源于田野调查与内生式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整理而得。 ⑤访谈对象：CCJC，45岁，僧人，吾屯下村人；访谈时间：2018年5月18日；访谈地点：吾屯村；访谈语言：藏语；记录人：切羊卓玛。 参考文献： [1][15]张腾，蓝志勇，秦强.中国改革四十年的扶贫成就与未来的新挑战[J].公共管理学报，2018，15(04)：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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