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选择——近代日本海军教育的“脱亚入欧”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3:11:48 未知 刘景瑜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的日本迅速接受西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之后，实践了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追赶模式。在文明开化国策的指导下，日本官方与民间都接纳了西方的习俗与风物制度。海军也在“文明开化”的进程中，全面开启“脱亚入欧”的模式。幕末以来，日本雇佣大量的外国人担任教官指导，同时向欧美多国派出留学生，习得造船、航海技术。这些都成为近代日本海军迅速崛起的标志，同时也是明治日本脱亚入欧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关 键 词：幕末/海军/教育/脱亚入欧 社科基金：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日本对华精神侵略民间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7ZDA2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景瑜，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 幕末日本面对西方列强海上的侵扰，“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西方的强大和先进”，[1]也意识到日本所处的是一个没落、落后的社会，于是“文明开化”便被提上日程。明治维新时，作为三大基本国策之一的“文明开化”，强调的核心便是教育，无论是学生的教育还是经济政治制度上的教育，都是“文明开化”的内容。军事作为日本明治维新“富国强兵”政策的重要载体，承担着日本国家稳定及指导对外政策制定、执行的重要职责。近代日本军队在建设过程中，同其他部门一样，虽然保留了大量的封建因素，在“脱亚入欧”进程中经历了同固有文化的冲突与选择，但也不可避免地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军事体制与教育模式。 明治政府确立了英国式的海军和法国式的陆军体系后，海陆军都纷纷加快建设的步伐。海军开始聘请英国人、美国人等外国人，教授炮术、引介外国海军制度、建设船只等，成为近代日本海军确立及强大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所以海军的近代化，就是一个以完全学习西方为起点，逐步形成日本海军的战略思想、教育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的过程。 一、冲突：幕末日本海军教育体制的创立 江户后期著名政治学者、军事理论家林子平在《海国兵谈》的自序中谈到海国，他认为作为海国的日本是“无陆地与邻国接壤、四面环海之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海国必须拥有与其相称的武备，不同于中国的兵法和日本流传下来的各种军事学说的军事思想……首先要知道海国既有易遭受外敌入侵的弱点，也有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优势……要抵御外敌入侵，就要靠水战，而水战的关键是大炮”。[2]然而林子平的海防思想却没有得到幕府的赞同，反被列为异端邪说，加以禁锢。 1842 年，佐久间象山提出《海防八策》，他强调“第一宜扼沿海之要害，构筑炮台，以应缓急之变；第二宜禁止向荷兰出口铜，以铸造数千门大炮；第三宜模范西方建造舰船以供运送粮食；第四宜聚众人掌管海军，以督互市可制奸商；第五宜操练水军；第六宜建学校、布教化，砥砺忠孝节义；第七宜赏罚分明，恩威并施，以团结庶民之心；第八宜创立贡举法”。[3]佐久间象山的海防八策明确提出要建设海军，沿海建造炮台抵御西方的侵扰。至1853年佩里的黑船来航打破了幕府的闭关锁国，其后被迫相继同美国、英国、俄国、荷兰和法国签订亲善条约，锁国体制下的海防也宣告终结。幕末的政府与仁人志士都在思考如何救国，如何使幕府渡过危机。 近代日本海军与海军教育初创于幕府末期。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对日本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日本顾问菲利普·弗朗兹·冯·希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德国人，后移居荷兰）准男爵对日本的将来产生了危惧。1844年7月2日荷兰军舰“巴邻旁号”（Palembang）到达长崎港口，舰长库布斯（Coops）在呈给幕府的书信中说：“近邻中国与英国发生战端失败，开港五处与欧洲进行贸易。”[4]劝说日本门户开放。幕府为了应对来自海上的侵扰，于1845年7月成立“海防掛”，开始加强近海防御。 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势叩关，1853年德川幕府解禁大船制造令，开始推进近代西方化的海军建设计划。1854年，荷兰军舰“森宾号”到达日本长崎，舰长菲比尤斯（Fabius）建议日本幕府参照欧式海军创立日本海军，此举被称为“近代日本海军教育之滥觞”。[4]他建议日本幕府应该开设地理学、星学、测量学、机关学、炮术学等课程。 1855年6月13日，菲比尤斯还建言日本幕府应该加强海军教育，设立荷兰语学校等。同年德川幕府向荷兰订购两艘炮舰，荷兰国王同时决定将1854年8月来到日本长崎的“森宾号”（150马力，6门大炮，720吨排水量）赠予幕府，幕府改称为“观光丸”，成为日本近代海军的第一艘舰船。“森宾号”在停留长崎期间，菲比尤斯以此军舰为场所进行现场教学。其中荷兰人士官三名，主要“负责蒸汽船运用、炮术、航海术、地理学等知识的教授，蒸汽机关方两名，船上操作人员多名，详细介绍了军舰应该配备的人员与具体操作事项，还建议日本设立海军士官培养的学校”。[4]虽然只是进行短暂的近代海军知识教学，但此举可视为近代日本海军教育的发端。当时参加学习海军基础知识的主要有幕府相关官员及幕府选拔的佐贺、黑田、萨摩等藩武士子弟共200人。菲比尤斯的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以军舰驾驶、机器操作、航海等实习活动。 1855年7月29日，幕府在长崎筹划开设海军传习所，开始注重近代海军人才的培养。幕府命永井尚志为传习所总监，从幕府直辖武士中选派传习所学生31名，胜麟太郎（胜海舟）、矢田堀景藏、永持亨次郎被选为学生长。幕府从各藩选派的传习生“有鹿儿岛藩16名、熊本藩5名、福冈藩15名、荻藩15名、佐贺藩48名、津藩12名、福山藩4名、掛川藩1名”。[4] 对长崎海军传习所状况的介绍主要是来源于荷兰海军二等尉官范·卡坦蒂克（van Kattendijke）所写的《长崎海军传习所的日日》（东洋文库26，水田信利译，东京：平凡社，1964年）一书，书中认为“荷兰的士官及其属下并非是日本所雇，其所属是荷属东印度派遣的荷兰舰队，薪酬由荷兰政府支付，指挥官兼任日本人航海学教育”。[5]幕府末期建设海军引入荷兰海军的技术与法度，究其原因是锁国体制之下，只有长崎的出岛与荷兰进行沟通贸易，长崎的荷兰商馆长、荷兰外交官库尔提乌斯（Curtius）向幕府提交陈述建设海军必要性的建议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幕府决定开设长崎海军传习所。1855年12月24日，幕府正式宣布开办长崎海军传习所，海军传习所“聘任荷兰籍教官22名，任命永井岩之丞为总指挥”，[5]包含当时“森宾号”的舰长海军大尉佩尔斯·林肯（教官团团长），还有“士官、准士官、下士卒合计21名教师”。[6] 荷兰教官教授的主要内容有“荷兰语，传授天文学、地理学以及航海、造船炮术、测量、机关学、蒸汽动力学、化学、医学等技术”。[7]长崎海军传习所教官的薪酬由幕府同荷兰政府共同支付。海军传习所的传习生中有此后明治维新政府中的榎本武杨、川村纯义、中牟田仓之助等知名人士。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1857年，长崎传习生105人，驾驶“观光号”于3月26日返回江户，“说明这些学员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不得不归功于教官团长等人的努力。[6] 长崎海军传习所学制两年，第一批招募学生包括“幕府官员37名，各藩128（129）名，第二批于 1857 年 1 月招募 12 名，都为幕臣子弟。第三次为 26名”。[8]长崎海军传习所存续时间大体为1855年10月到1859年3月。1857年范·卡坦蒂克乘日本订购的军舰“咸临丸”第二次来到日本，同时荷兰派出了第二次海军教师团。 长崎传习所后因距离江户较远，所花经费较多，加之幕末财政危机，荷兰停止向日本派遣教官等叠加因素而停办。1857年4月德川幕府在江户的筑地南小田原町讲武场开办军舰讲授所。7月19日开学，1859年改名为“御海军操练所”，胜海舟任主管。为了进一步加强海军建设，1861年，幕府在长崎建立了长崎造船所，完全仿照西方式样建设。1862年幕府借从荷兰订购军舰之际，直接向荷兰派出留学生，留学生主要有“内田恒次郎……林研海、伊东玄伯、榎本釜次郎、泽太郎左卫门、赤松大三郎、田口俊平、津田真一郎、西周助等人，他们接受了正规的海军教育”，被称为日本最早的海外留学生。[6]他们就在日本订购的军舰旁边进行学习。榎本釜次郎、泽太郎左卫门、赤松大三郎三人学习海军内容，内田学习的是地理学，林与伊东则是医学，津田与西周学习的是法学。 1865 年 2 月，幕府在江户附近开设了横滨制铁所。此外，“在法国的积极援助下，根据法国公使的推荐，聘请法国海军工程师韦尔尼，仿效法国土伦军港，着手兴办横须贺制铁所”。[9]幕末时日本依然努力建设海军，1866年，幕府致信英国公使，希望英国派遣“教习或须从贵国延聘或就现驻我国贵国士官内”选择合适人选，后于1867年10月23日，英国第一次军事顾问团一行17人乘坐“罗德尼号”（Rodney）到达日本横滨，团长为杜列西。军事顾问团主要负责日本海军航海运用、炮术、机关三方面内容的讲授，当时传习生总计84人，团长支付的薪酬为每个月375两。[10]日本海军的教育、训练科目、作息时间等完全照搬英国海军。 幕末时期的日本，极力培养海军人才，基本模式是“其一，聘请西洋教官，教授海军人才；其二，建设国内海军学校，建立海军教育体制；其三，派遣优秀人才出国留学”。[11]幕末时期积极聘请西洋教官教授海军造船、航海与炮术，与传统的日本文化相冲突。一方面日本幕府在积极维护将军的统治权威，另一方面也在改进固有的统治秩序。 二、选择：明治初期海军教育中的外国人 1858年7月，“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赠送幕府一艘炮舰（128马力，370吨排水量）”，[12]后改称为“蟠龙丸”，此后幕府又从美国、俄国、法国等国订购多艘军舰，并向荷兰派遣留学生，学习海军造船航海等技术，并在石川以及横须贺建造造船所。当时向荷兰订购的“开阳丸”排水量已达到3 000吨[13]，是当时幕府海军的旗舰。 环海的日本列岛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被认为“海权的得失乃关乎国家的兴盛与衰亡”，[14]所以自幕府放宽对大船建造的禁令以来，幕府与各藩纷纷购买舰船，至1868年，“幕府共有军舰45艘，各藩有93艘，合计138艘军舰”。[15]幕府末期所进行的军事改革，将海军放在首位，大力发展海军以抵御来自国外欧美列强的侵略，海军的第一任务乃“对敌，防卫其国土，保障日本帝国的存在”。[14]海军力量的发展关乎日本国家的命运，幕府的努力为明治时代海军的发展留下了部分遗产，其中之一便是在荷兰人帮助下建立的长崎海军讲习所。虽然海军讲习所存在的时间不足四年，却为近代日本海军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日本幕府还派出军舰“咸临丸”访美，使得日本认识到与美国的巨大差距，也在另一个层面促进了日本国内海军的建设，包括开设军舰操练所、横须贺制铁所等。 日本在明治初期进行改革的时候，在军事、警察、司法、教育、卫生、铁路、通讯事业等方面雇用了大量的外国人。外籍人员大量任职政府部门，一方面为近代日本的改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也由于外国人的着眼点还是本国的利益，所以也造成了损害近代日本国家利益的事情出现。所以在189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量任用留学归国人员，以替换外国人。 近代日本海军军官教育体系是由诸多学校构成的，如海军大学、海军轮机学校、海军军医学校、海军经理学校、水雷学校、航海学校等。这个教育体系“既培养初级人才，又培养中高级战略人才，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日本海军为了能够培养出具备国际视野的海军人才，在设立“海军学校、聘请外国教官的同时……还花费巨额经费，为海军学员提供留学和远航的机会”。[16]明治日本确定了英国式的海军培养模式和建设体系，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多以英国为目的地，但是“美国、德国和法国也为日本海军代培了一些高级官员”。[16]留学生留学海外，学习的内容包含了西方的海军造船、航海技术和海战技法，他们同时也学习了外交或者国际法等知识。东乡平八郎、山本权兵卫、坪井航三、井上良智等人都曾留学英、法、德等国。 近代日本海军“脱亚入欧”的进程中，一方面学习近代西方的海军技术，另一方面在官制方面也努力学习西方。1868年1月17日明治政府设立海陆军事务科，将海军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1869年3月明治政府开始征讨由原幕府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扬所率领的八艘军舰与部分陆军所占领的北海道函馆地区。明治政府海军有各藩进献的舰船，军舰“甲铁、春日、第二丁卯、阳春”四艘以及运输船四艘。[17]1869 年7月设立兵部省，1870年5月兵部省向太政官递交了创建海军的建议书，堪称确立了海军创立的基本理论。其建议明治政府应该立即“建立海军”，认为“如不认真发展海军，国防则无法巩固，故海陆军装备是否精良，实际上则关乎帝国的安危与荣辱，”从而建议从速兴办海军。[18] 明治维新之初明确要模仿英国式的海军来建立日本海军。为了培养海军人才，明治政府“第一将幕府的长崎传习生、各藩中热心海军的人集中调剂到一起；第二翻译海军必要的教科书，紧急征召一批洋学者、翻译家等；第三火速雇佣人数不等的英国人”。[8]这就明确了教育海军军官是建设海军的头等大事。 明治政府正式确立以英国式为标准建设海军之前，已经开始雇用外国教官，1870年6月18日同“美国人米勒（Miller）等二人签约，雇用期限为7月13日开始的五个月，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教授灯台船（船长高田作卫）上士兵的操作等事情，每个月支付225美元”。此后米勒还受雇于丰津藩，任新购买船只的机关长，月工资为75美元。[8]明治政府雇用外国人的工资远远高于日本本国人的工资。 1870 年3月22日，日本正式雇用英国海军大尉霍斯（Hawes）。任职于兵学寮的英语教师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在《日本事物》中这样评述霍斯：“这个士官（霍斯）具有异常的组织能力，在龙骧舰及其他舰艇上，炮术和海军士兵的训练等多方面都很活跃，他应该被称为日本海军之父吧。” [8]可见霍斯在日本海军教育与建设中的地位。 6月21日霍斯在给川村纯义的意见书中这样表述其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我自受命担任日本帝国海军炮术教官以来逾六月有余，根据实际教授情况，提出了军舰上的具体禁止行为，比如不能将火盆放在睡觉之处，确定吸烟的时间和固定场所，按照英国海军的制度确定日本海军的制度等。” [8]除霍斯外还有很多外国人受雇于日本政府，供职于海军省部。比较典型的如英国人布林克利·弗朗西斯（Brinkley Francis，1841—1912），“1867年来到日本，1871年开始担任东京海军炮术学校教师，1878年成为工部大学校的数学科教师，最后逝世于日本”。[19] 至1882年3月，霍斯先后担任海军兵学校英语教师、军务局语言学教师、医务局学舍英语教师。在此期间还同他人一起编纂出版《日本旅行案内》一书，1903年，该书由秋山真之翻译成《海军英文尺牍》刊行出版。 1897 年 8 月 7 日，霍斯在夏威夷去世。日本海军大将大角岑生在日记中记载了此事。“8月7日（星期四）正午，听闻英国外交事务馆兼总领事霍斯逝世的报道，因此禁止兵员上岸，下午3点30分军舰下半旗，霍斯曾作为大日本帝国海军兵学校教官而在日本多年，现如今很多海军将官都受过霍斯的教育，失去一位良师，近日接到讣告，实感悲情。” [20]这从侧面反映出近代日本海军教育体系中，外国人对日本海军的影响。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对日本海军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涉及海军的航海技术、造船技术，另一方面也涉及海军的军乐队等方面。 约翰·威廉·芬顿（John William Fenton）是英国陆军第十大队附属军乐队队长，驻屯横滨居留地。1869年，萨摩藩设置欧式军乐队，后以镰田新平为首选拔了30名青年派遣到横滨，跟随芬顿学习。1871年9月17日开始后的18个月，日本政府正式决定雇用芬顿，月薪200美元。众所周知“君之代”本是一首民歌，收在《古今和歌集》里。日本学员在跟随芬顿学习欧洲军乐规范时，经常用这首歌当作练习曲之用，而后芬顿给“君之代”谱了曲，他也成为“君之代”这首歌最早的谱曲者，虽然最后这首歌采用的是林广守谱写的曲子，但是足可见西方教育的影响。 记述兵部省招聘英国海军教师的直接资料较少，“在《明治四年公文类纂三六》《太政类典第一遍第五十七卷》中对招聘英国人教师之事有所记载”。[21]其中记载1873年7月，英国海军少校道格拉斯曾率领一个由34人组成的教官团（军官6名、士官12名、水兵16名）来日，根据英国海军的训练制度和方式，“重新制定了日本海军兵学寮的规章制度，使其全部教育走上轨道”。[9]海军教官团采用的完全是英国式的教学方式和规章制度，在实际的训练和教学中，完全按照英国式进行教学。在教学实践中，大量应用英语进行教学，由此在海军兵学校形成的教学习惯与传统，一直到旧日本海军解散时，依然沿袭。 随后，“又有400多名法国、德国、美国的军事教官和专家相继跨洋而来。他们不仅为日本带来了先进的海军技术和培养海军军官的新制度、新标准，使日本海军教育走上与欧洲各国同步发展的轨道，更重要的，他们为日本带来了全新的工作观念和工作作风”。[22]在外国军官团的帮助下，日本相继成立了海军学校、轮机学校、财会学校、炮兵学校、通信学校、航海学校等教育机构，直至1888年成立了海军大学，构建了完备的近代海军教育体系。 学习英国及国外的海军制度、雇用外国教师发展本国海军，与之同时进行的是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为了尽快掌握实际操作技术，1870年3月14日，日本同英国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同，派两名学员即“萨摩藩的前田十郎左卫门和德岛藩的伊月一郎到英国军舰‘奥德斯阿斯’号上实习，计划去英国海军兵学校达特茅斯学习两年，但未能如愿，只在军舰上学习了两个月的航海技术”。[21]这也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海军当局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尽管只有两名，尽管只是进行了初步的学习，但也开启了明治维新时代日本海军向外派遣留学生的先河。 1871 年兵学寮派遣的“英美留学生 11 名，主要是八田裕次郎、赤岭五作、横井平次太郎等，从海军省派遣的有东乡平八郎、石田鼎藏、坪井航三等20人。到1872年派遣的留学生除了学习炮术、造船等外，还有学习医学的留学生”。[21]海军方面派遣的留学生的学习范围更为宽广，但是由于日本明治政府刚刚成立，欧美使节团在对外修改条约的进程中处处受阻，海军方面派遣的留学生也有同样遭遇。东乡平八郎作为日本兵部派遣的留学人员，由于英国海军部不准他们进入海军学校学习，最后选择进入泰晤士河畔的一所商船学校，东乡平八郎只能在“该校实习船乌斯特号上向教官范德森·史密斯海军上校学习海军技术，历时约两年”，此后东乡又转到“帆船汉普郡号上实习，主要进行航海训练，长达四年之久”。[9] 据统计，截至1887年，日本兵部省及海军部门共派出留学生数量如下：“英国25名，美国21名，法国6名，德国1名，英舰5名，美舰3名，德舰8名”。到日俄战争之后的1907年，日本海军留学生数量为“英国71名，美国30 名，法国 29 名，德国 11 名，其他国家 9 名，共 150 名；德舰 8 名，英舰 7名，美舰3名，俄舰2名，法舰1名”。[9]日本在近代化的进程中，选择了学习西方，虽然有固有文化和固有意识的抵抗，但是日本依然选择了向近代西方的强国学习，海军选择的是英国式，而通过甲午、日俄两次海上冒险战争的成功，使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俱乐部中的一员。 三、对近代日本海军“脱亚入欧”的思考 幕末与明治初期是日本从近世到近代化完成的过渡与关键时期，明治维新后日本外交能够迅速从亚洲转向欧美，也是幕末时期改革的缩影。“幕末以来日本要将关注和学习仿效的目标由中国转向欧美国家，不仅关乎其对西洋的认识，也与其对中国的认知评价息息相关。” [23]所以幕末时期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虽然起步相同，但是由于日本对世界大势有着相当冷静与清楚的认知，日本成功实现了近代化。面对西方的军事与经济贸易的压力，日本选择了学习与开化，表现出了更为灵活的适应性。 在近代化的进程中，全面西化是明治政府“文明开化”的一个重要步骤，然而“文明开化”的进程在幕府中后期便已经开始。但从海军的视角来看，从聘用荷兰籍教官的教学到长崎传习所的设立，都是仿照荷兰设立海军的近代模式。明治维新后，海军确立英国式的建设思路。 日本近代化过程中，雇用了大量的西方人，根据植村正治的介绍，[24]这一时期（1872—1898）可以统计的受雇外国人约2 936人。大量雇用的外国人在日本近代化的路途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受雇者以英国人居多，政府雇用占54.8%，其中43.4%是政府工部省招聘的技师。美国人中54.6%由民间雇用，主要担任教师。法国人中48.8%受雇于军队，其中陆军雇用的军事顾问占87.2%。受雇的德国人，政府雇用占62.0%，其中文部省31.0%、工部省9.5%、内务省 9.2%。受雇的荷兰人，民间雇佣占 48.5%，主要在海运业供职。近代历史上，日本海军最初一直接受荷兰海军技术的指导，以后逐渐转向英国海军。 在近代日本海军的“脱亚入欧”中，雇用的外国教官等人员起到了重要作用。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与雇用外国教官，双管齐下，共同促成日本海军的成长与强大。直至1894年在黄海对中国冒险一战成名后，日本开始图谋成为世界帝国主义海军俱乐部中的一员。1904年日俄战争对马海战的胜利，使日本海军彻底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主角，从而开始同陆军争夺政治话语权。近代以来日本海军的强大，直至以美国海军作为军备参照标准国，其最初的因由都可归结为海军的“脱亚入欧”的完成。 原文参考文献： [1]汤重南、王仲涛.日本近现代史(近代卷)[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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