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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遗址:2019年考古纪事


    2019年,立足田野、有效保护,是石峁考古历程中平凡却不平淡的一年。之所以平凡,是因为本年度工作接续上一年,工作地点不曾变换,考古队员们依旧在皇城台上挥洒汗水;之所以不平淡,是因为突然涌出的颠覆性发现不断挑战我们已有的认知,而这些新发现再次将石峁遗址推上“十大”和“六大”的荣誉殿堂。
    大台基规模远超预判
    2018年深秋,在完成皇城台门址和东护墙北段上部的发掘后,我们沿门址主门道内的路面继续向上进行摸索式发掘。在皇城台台顶发现了一座夯土筑芯、 砌石包边的“石包土”式大型建筑台基,即现在所称的“大台基”。时至岁末,仅将大台基南护墙自东向西清理至80米处,墙体似有拐折迹象,故首次认知的大台基规模“东西长度超过80米、残高约4 米”。是年,已有30余件石雕破土而来。
    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11号石雕细部
    2019年的接续发掘打破我们最初的认识。大台基的南护墙并未止于80米处,石墙还在继续向西延伸。我们的探沟也顺着石墙的走向继续向西布设,终于确认了大台基的西南角,经测量东西长度竟然超过130米。在确认了大台基的东西范围后,我们开始在四周进行摸索发掘,进一步寻找并揭露大台基的轮廓范围。
    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东段鸟瞰
    又一个深秋,终于探明了大台基西侧、北侧护墙的位置及走向,经测量,大台基平面基本呈圆角方形,四边长度大致相当,约130米,总面积达 16000 余平方米。就目前国内同时期的考古发现来看,如此大体量的高台式建筑基址实属罕见,单就起建规模而言,已初具秦汉帝国及后世宫室“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的恢宏气势,大台基的修建,想必正是这种“非壮丽无以重威”的思想穿越古今的共鸣。
    2019年对大台基南护墙进行了基本完整的揭露(西端因现代坟园暂缓发掘,但不影响大台基和南护墙结构和规模的判断),西段50米的墙体上又发现了30余件石雕,连同2018年的发现,石雕总数已达70件。
    这些石雕多数出土于南护墙墙体的倒塌石块内,有一些依然镶砌于 南护墙墙面上,除平面浮雕式样的人物、动物、“神兽”、 符号等几类石雕外,新发现的一件立柱式石雕尤为引人注目。在大台基南护墙南侧存在有一道石砌矮墙,走向与南护墙基本平行,依据其性质和用途,称作“夹墙”。夹墙与南护墙之间形成宽约9米的夹道,地面以黄沙土铺设,平整硬实。
    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47号石雕位置及出土状况
    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47号石雕(仰视)
    这件编号为47的立柱式石雕恰矗立于夹道中部的地面上之外,与夹墙和南护墙的距离基本相当。石雕为扁圆柱体,直径约50厘米,高于地面约1米。图像在圆柱顶部和柱身两宽面上,浮雕而成。柱顶平整,边缘略有残缺,周缘雕出宽约2~3厘米的条带。中央有一圜底小圆窝,圆窝周缘对称雕出呈十字分布的四组“Y”形纹样,将平面四等分,“Y”形纹样间又雕 有同心圆。整体观察,似可解读为以“Y”形纹样为鼻、同心圆为双眼、中央小圆窝为嘴呈旋转式连续分布的4副面部形象。柱身两面均浮雕出神面,两侧图案基本一致。神面头上戴冠,冠两侧有上下翻卷的发式;鼻呈 “王”字形,鼻梁纤细,鼻翼宽大,上有“Y”形装饰;“臣” 字形双眼,向上外斜;阔嘴,咧口露出牙齿;下巴处有似胡须的“火”字形纹样;双耳雕于柱身窄面,呈垂滴状, 佩饰耳珰;整体显得面目狰狞,但一些细部却又十分生动传神。与之前发现的平面式嵌入石墙的石雕不同,立于地表的47号立柱式石雕更具标志性的功能,功能与用途类似于图腾柱,但在雕刻的内容及风格方面,这件立柱式石雕与平面式石雕基本一致,一起承载着石峁先民们的精神信仰。
    皇城台大台基大台基南护墙30号石雕及拓本
    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26号石雕图片及拓本
    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8号石雕拓本
    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11号石雕拓本
    对于这些珍贵石雕的细节展示和记录,在“绞尽脑汁”之后,我们采用了电子拓片的处理方式,取得了多重满意的效果。毕竟,传统印拓会伤及文物本身,而线图勾勒则无法达到图像本身传神生动的表现目的。
    首次发现蛇纹鬲时期的石砌院落
    为了解大台基顶部的建筑布局,2019年还对台顶进行了小面积揭露。在台基西南部,发现了一处下挖修建的由3座石砌联排房址构成的院落遗存,称为“一号院落”。院落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规模宏大,南北长22米,东西残宽15米,面积超过300平方米。院墙由规整的砂岩石块砌成,石块之间以草拌泥黏合。院落墙体保存状况不佳,根据院落内房址的门道朝向,推测院门应该在西侧。
    院落内发现一组连排石砌房址,房址共3座,均坐西面东,彼此间相互倚靠。其中F1为主室,位居中心部位,面积最大,超过50平方米,南、北两侧分别为F2、F3,两侧房址略小,应为侧室,面积约30平方米。
    在发掘中,一号院落最大的F1的灶面上出土有1件完整的蛇纹鬲,这为我们准确判断院落的时代提供了依据。根据目前发现的层位关系,“蛇纹鬲遗存”所在的房址和院落年代晚于石峁文化的主体年代。在之前皇城台的发掘中,曾在上部的地层堆积内(皇城台主体建筑倒塌堆积之上) 发现有此类遗存的残片,却始终未能发现这一时期的遗迹。
    2019年一号院落的发现,系首次在石峁遗址内揭露出本时期的遗迹,当为皇城台废弃后新的族群在此活动的遗孓,为确定皇城台的废弃年代提供关键性证据。
    一号院落(上为东)
    这类以蛇纹鬲为典型器类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河套地区, 其中以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的发现最为丰富,有学者据此称之为“朱开沟文化”。但至今学术界对其年代认识还较为含糊,笼统地认为时代在夏商时期,而其文化内涵、分期、源流等问题仍诉讼不休。
    这类遗存与石峁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重合,已发现的多处地层证据表明,其年代晚于石峁文化;从文化面貌上看,两者在陶器上差异是明显的,但在石构建筑方面却显示出一定的承袭关系,两支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目前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相信随着石峁遗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或许还会有“蛇纹鬲遗存”的发现,也许将来会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契机。
    因地制宜探索保护之路
    如何加强田野考古与文物保护的统筹协调、有效融合是我们在工作中直接面临并一直不断思索的问题。作为承担考古发掘工作的业务人员,对这些自己亲手发掘出来的重要遗迹现象不仅应负责挖,更应负责保,因而在工作中主动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配合地方政府,对遗址的后续保护和展示利用工作积极建言献策,是我们的职责与担当。
    气肋膜保护大棚
    石峁遗址所在陕北地区夏季降雨集中,极易形成暴雨,加之遗址土质结构较为疏松、含沙量高,夏季暴雨容易造成的山体滑坡及石墙垮塌, 成为文物保护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每逢夏季乌云压顶之时,其他的考古队常常可以借天公作美小憩片刻,而我们则如临大敌,如芒在背。考虑到将 来的展示开放及申遗的需要,皇城台已发掘区域需要裸露展示,过去我们也曾尝试过在汛期用帆布、塑料薄膜对石墙进行遮盖,无奈效果不佳,很 多文保专家也曾多次赴现场实地考察,但也未形成统一的保护意见。
    2018至2019年,我们通过请教当地群众,咨询有关专家,同时结合在南美洲玛雅和印加石构遗址取得的“真经”,在石峁遗址管理处的大力配合下,摸索实践出一套对石墙进行常态化养护的保护模式。我们经过局部试验后,将黏土、白灰按照一定比例粉碎、混合,对经雨水冲刷墙体石块间出现的裂隙填塞补缝,在已发掘的皇城台门址的墩台、门道地面及东护墙阶 梯状石墙顶部铺设一层厚约5~8厘米的防水层, 既可以防止雨水渗入墙体,又易与遗迹本体剥离铲除,操作简单、具有可逆性,效果明显。
    为了保护仍留在大台基南护墙上的石雕,我们在南护墙中段精心设计并修建了一座气肋膜保护大棚。采用地面式结构,直接由配重块固定于地表,电脑控制定时自动充气,具有不打桩、不开挖、可移动等优点。即使珍贵文物免遭了风吹雨淋,又防止了在保护建筑修建过程中对地下文物的再次破坏,也不影响之后的航拍记录工作。
    石雕出土及清理
    皇城台的发掘工作已经进行了四个年头。四年来,虽数易寒暑、波澜不惊,但皇城台上的考古人依旧热情不更、初心不改;四年来,皇城台上的风景看似变化不大、平淡不奇,但早已成为石峁守护人心中的最美景区、无上圣地;四年来,考古工作已经迈出探索“石峁王国”的重要一步,石城专题调查、聚落等级划分,当然还有府谷寨山的重大发现。虽遭奔波,但我们满怀欣慰之情迎 接着石峁那由远及近的身影。大台城、大台基、大房子、玉器、石雕、铜器、象牙等高等级遗迹遗物无不坚定着我们对皇城台的认识和判断。皇城台是石峁城的最核心区域,或许应该定其性质为“石峁宫城”。石峁周边的调查和发掘也在不断地告诉我们,石峁不孤、石城不孤,周边石城以众星拱月之势维系着石峁城的核心地位,都邑、王国,逐渐浮出我们认知石峁的海面,石峁都邑身后的石峁王国影影绰绰、相伴而来。
    皇城台雪景
    2019年最后出土的石雕
    四年来,最喜在巍巍皇台上举目四望,看近处斜阳照墟落, 望远方平林漠漠、秃尾寒烟。2019年的最后一天,再一次登上皇城台。此刻的皇城台银装素裹、惟余莽莽,远处是顿失滔滔的秃尾河,天地之间只剩空灵,颇似“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之景,让人不禁升起“窗外正风雪、拥炉开酒缸”之情,此景此情一定是石峁的犒劳、皇城台的馈赠,让我们享受这平静的美好,准备迎接石峁下一年的精彩。
    (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孙周勇 邸楠 邵晶 刘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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