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中华文明的源头——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先生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1:11:45 未知 国家文物局 参加讨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明和夏商周考古研究。1996年出任“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核心成果《夏商周年表》公布后，他又把研究转向更早年代的考古，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主持人之一。他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和特征进行深入探索，提出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文明形成的“十项判断标准”、文明进程的“三个阶段”等学术观点，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过程，我经过研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看法。”初秋的一天，李伯谦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多元一体的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不是只有一块儿，而是由很多不同的区系组成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多元一体的，不是只有一个源头。”李伯谦先生首先明确这一点。 中国地域辽阔，环境复杂，文化传统多样，各区系类型文化在自身发展的一定阶段，自然而然便会产生各有特点的文明因素。苏秉琦先生最早提出来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将新石器文化分为六大区系。每个区系都有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各自孕育产生出文明因素。苏秉琦先生的 “满天星斗说”正是以文学的语言对这种状况作出的描述和概括。 “在不同的区域，文明因素诞生以后，慢慢就形成了不同的特点，要把这些不同的区系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李伯谦先生强调指出。 地区不同、环境不同，文化传统也不一样，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国家也必然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甚至遵循不同的发展模式。研究中国国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应该将其放在中国所处的特定地理自然环境中，放在中国社会所处的特定文化格局中。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多元一体的。在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的尧舜禹时代，中原地区发展起来了，慢慢形成了以夏商周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中华文明逐渐走向一体。李伯谦先生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一直是主流，在此基础上诞生的中华文明自然是本土起源的。 从“古国”、“方国”到“帝国”：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三个阶段 从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过程来看，经过数十年研究，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演进三阶段说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 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经过了三个阶段：古国—王国—帝国。李伯谦先生认为，距今5500年至距今4500年的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等是古国阶段；距今450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帝国是王国阶段，王国阶段又分三个小阶段：良渚、陶寺是第一个小阶段，夏、商王朝是第二个小阶段，西周、东周是第三个小阶段；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至清朝灭亡是帝国阶段。 三阶段说最早由苏秉琦先生提出，当时他称之为古国—方国—帝国。李伯谦先生觉得，从社会结构着眼的话，方国应该改成王国，所以不如分成古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 苏秉琦先生将“古国”定义为“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他心目中的古国主要是指红山文化牛河梁的“坛、庙、冢”等遗迹反映出的社会结构。李伯谦先生认为，属于这一阶段的“古国”还可以举出长江下游的安徽凌家滩遗址和黄河中游河南铸鼎原西坡仰韶文化晚期遗址。 “高于部落，首先是人群有分化，聚落有分化，开始与原始时代的部落有区别。”从许多遗址呈现的面貌看，其社会发展阶段已进入贫富开始分化、个人权力突显、部落间为争夺资源而发生冲突等社会复杂化现象的阶段。 面积40多万平方米的西坡遗址的中心位置为广场，四角有大型公共建筑，最大者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发现有石钺或叫玉钺，这个出现就是标志性的，表明有了军权，军权再发展是王权，军权、王权的出现，是进入古国阶段的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仰韶古国走的是军权、王权的道路，这个典型就是西坡遗址。”李伯谦先生说。 继续发展，最典型的就是近几年发现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在117万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发现了三重环壕，瓮城结构的双重围墙，大型中心居址。两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推测是当时最高首领举行重大活动、集会的场所。考虑到双槐树遗址不仅规模巨大，蕴藏丰富，还有后世都邑建筑的规模，所以把它定义为古国时代的都邑。李伯谦先生分析说：“这里正好是与文献中的五帝时代相应的，这个地方传说是‘河出图、洛出书’ 的地方，是都邑性的遗址，可以叫作‘河洛古国’。我们认为这里就是黄帝文化的核心所在，它是这个时期的都邑遗址一点也不过分。 ” 从距今大约4500年开始，由古国阶段逐步发展到王国阶段，大体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尧、舜和夏、商、周三代。这时已是王权国家，神权一般已降至次要地位，社会基本结构虽然像以前一样仍靠血缘关系维系，但“国土”概念已开始萌生。在这个阶段，除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也开始产生维护、实行这些权力的制度，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进入了“王国”的第一个小阶段，其代表就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良渚遗址和黄河中游的中原龙山文化陶寺遗址。 文明形成是否有判断标准？李伯谦先生是肯定的。在考察了良渚、陶寺、二里头、郑州商城之后，他提出判断文明形成和国家出现的10条标准。比如明显的贫富分化、设防的城垣、大型礼仪建筑观象台、文字的出现、铜器的出现、大型的仓储设施、大型的宫殿建筑基址、高规格的墓葬等。李伯谦先生认为，陶寺遗址是进入“王国阶段”的中原地区出现的第一个王国。 陶寺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有象征王权的龙盘、玉石钺等奢华随葬品，明显的贫富分化、设防的城、城内功能分区、大型宫殿乃至“观象台”等礼仪性建筑，都证明这是一座王国都城。而陶寺遗址所在的山西临汾，正是传说中“尧都平阳”所在地，“观象台”也符合《尚书·尧典》的记载。 在中原地区，这之后登封的王城岗遗址，李伯谦先生认为，就是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的阳城，也就是夏朝最早的都城所在地。“结合三种不同途径的研究成果综合来看，夏代是存在的，包括第一阶段河南龙山文化的王城岗遗址，第二阶段的新砦遗址，然后到二里头遗址，串起来了。” 王国阶段的第二个小阶段就是夏商时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殷墟等遗址的考古研究，也表明整个商代的历史都是可信的。郑州商城，就是文献记载的商汤建都城于亳的“亳都”。“很有意思的是，商王称自己为 ‘余一人’，就是我是唯一的，我是最高的”，李伯谦先生说，“王国阶段的最重要特征，就是王的个人权力的不断强化，不断凸显，所以他自称‘余一人’”。 王国阶段的第三个小阶段，是以分封制为特征的西周、东周时期。经过秦的兼并战争，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便进入了以制度化和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为特征的秦至清的帝国阶段。 “由古国阶段，发展王国阶段，再到从秦至清帝国灭亡的帝国阶段，便构成了古代中国从文明、国家的起源、形成、发展到衰亡的全过程”，李伯谦先生总结道。 两种模式，两种发展前途 中国古代文明演进都是一个模式吗？李伯谦先生思考后认为，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各个地方形成的模式并不一样，不同模式有不同前途。至少分为两种大的模式。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大陆各地考古学文化面貌均先后发生了重大变化，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社会结构也正处在激烈的新旧转型当中，文明化进程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不同文化变化的形式、内容和侧重点又是有所差别的。李伯谦先生从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研究着手，感到很可能反映了深层次的，涉及文明化进程中不同模式的问题。 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及稍后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在其进一步发展中，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演进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红山、良渚尊崇神权或虽有军权但仍以尊崇神权为主的模式；一种是仰韶文化尊崇军权、王权的模式。前者实行神灵崇拜，将创造的社会财富主要贡献给神灵，无法继续再生产以维持社会的正常发展而走向崩溃；后者实行祖先崇拜，看似比较落后，但它们不会把创造的社会财富都贡献给神灵，所以能一直传承下来，注重传宗接代和部族长治久安，社会得以继续绵延发展。 一开始就走上以军权和王权结合为基础并突出王权的“仰韶古国”，因其客观上避免了以神权为中心的模式对社会财富的极度消耗，从而促进了社会正常发展，不仅脱颖而出，走在其他地区文明的前头，而且由仰韶而龙山、由龙山而二里头，绵延不绝，越来越强，使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化的中心与核心，并通过各种途径从诸文化中汲取先进营养，重组、融合为一体。李伯谦先生指出：“多元一体模式，是对中国文明化进程最简洁、最明晰、最准确的概括。” 梳清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我的心愿 “通过自己的研究梳理清楚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一直是我的心愿”。李伯谦先生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北大上学时苏秉琦先生就说，我们考古干什么？考古就是要修国史。你的视野必须放在整个中华文明发展过程当中，作为终身研究的目的”。 虽已年过八旬，但李伯谦先生精神矍铄，毫不见老态。他笑言：“这大概和搞考古有关系，常年在外面奔波嘛。”他思维敏捷，眼界宽阔，时刻关注着最新的考古成果，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脚步始终追溯着中华文明的源头。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李伯谦先生就投身于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先后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和安阳殷墟、北京昌平雪山和房山琉璃河、江西清江吴城、湖北黄陂盘龙城、山西曲沃曲村等夏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对夏商周三代考古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进入新世纪后，他逐渐将工作重心集中到对中国早期文明的探索上来。“就我个人而言，历来认为考古不能过窄，搞商周的不懂新石器，搞新石器的不懂商周，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应该立足于夏商周这个阶段，再往前追溯我们国家文明的起源。” 在李伯谦先生看来，学考古和历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不是坐而论道，了解历史、剖析历史、借鉴历史，为的是研究人类发展的规律，从中国文明化历程中所得到的启示，对今天的社会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说：“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对它的研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方面的研究也不会停止，还应该持续进行。” （采写：王征）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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