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语言助力脱贫攻坚实证研究——以广西靖西市为例
http://www.newdu.com 2024/09/19 06:09:35 未知 刘金林 马静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通过对广西靖西市距离越南边境3公里以内的7个乡镇(37个村)居民进行全样本调研，结合语言经济学理论对居民普通话、外语、方言及多语能力等语言技能与职业选择、收入之相关性开展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认为不仅普通话技能、越南语技能的掌握与居民收入水平呈相关关系，而且多语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最后，就普通话推广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均衡性这一难题，提出兼顾普通话推广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分类施策”模式。本研究可为我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扶贫实施方案以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保护和传承政策的完善提供决策参考，进而切实发挥语言在脱贫攻坚中的基础性作用。 关 键 词：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语言；脱贫攻坚；分类施策 作者简介：刘金林，中国社科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2488）；马静，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6）。 广西境内有包括12个世居民族在内的45个民族居住，既是多民族地区，也是革命老区和边疆地区，还是当前全国精准扶贫工作的重点地区和国家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受自然环境及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广西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同时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教育资源较为匮乏，大部分边境和山区居民受教育水平低，其中语言能力较差即是突出表现之一。不学汉语、不识汉字、不懂普通话是不少边境山区居民群体中存在的现象。“十三五”以来，国务院、教育部、国家语委多次发文，基于精准扶贫基本方略这一层面将语言提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尤其是2018年1月15日，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发挥语言文字的基础性作用，加大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力度，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语委联合印发了《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教语用[2018]1号)，从目标定位、基本原则、具体措施三个方面为我国推普脱贫描绘了清晰的路线图，吹响了语言扶贫攻坚战的号角，为深度贫困地区语言助力脱贫攻坚，推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增添了新动能和政策保障。 语言经济学从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制度三个方面论证了语言的经济属性，研究表明，微观层面的语言技能与劳动者收入及跨域流动[1][2]、宏观层面的语言多样性与国家经济发展均具有密切关系[3]。对语言影响劳动者收入、经济发展的异质性、伴随性等的深入分析[4]，也为语言助力脱贫攻坚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依据。2020年是全国脱贫攻坚和《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的收官之年。因此，笔者结合课题组对广西靖西市距离越南边境3公里以内的7个乡镇(37个村)的全样本调研数据，对居民普通话、外语及多语能力与其职业选择、收入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深入剖析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语言助力脱贫攻坚的成效及存在问题，进而提出提升语言扶贫成效的有效举措。这不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国内外语言经济学实证研究的范畴，而且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调整和完善语言扶贫政策及实施方案，进而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安边、稳边、兴边、富边，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一、调研对象、内容及方法 (一)调研对象 靖西市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为百色市代管的县级市，南与越南高平茶岭县、重庆县山水相连，西与那坡县毗邻，北与百色市区和云南省富宁县交界，东与天等县、大新县接壤，东北紧靠德保县。为更好地分析挖掘出包括普通话在内的各类语言与当地居民经济收入之间的关系，课题组选取了语言要素多样、对外经贸活跃、人口流动频繁的距离边境0-3公里范围内7个乡镇进行调研，涵盖37个村，涉及68611人①。靖西市国境线0-3公里范围内所有居民均为本次调研的调研对象，为全样本调研。 (二)调研内容 此次调研所采集的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母语及使用母语的能力、其他语言或方言的类别掌握及使用能力、普通话掌握情况、职业、年均收入等。 本次调研将受访对象的语言能力分为四个等级，即熟练、一般、略懂、不会②。其中熟练是指能够掌握较多词汇、能在各种社会场合交际中流利使用。一般是指能够掌握大部分词汇，无阅读与听力障碍，且在日常生活中能进行正常交流。略懂是指仅能掌握基本词汇，可完成一般性的日常生活交流。不会是指完全不具备某种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同时，根据农民工从事的职业情况及年人均纯收入水平，将其职业分为务农、务工、学生、经商、公职人员、其他工作③、无业等七类；将年人均纯收入水平分为三个等级，即0～10000元、10001～30000元、30001元以上三个收入段。 (三)调研方法 在调研方法上，调研组主要采用实地调研与问卷调研相结合的方法，通过逐一入户访谈和一对一座谈交流的方式。对靖西市边境0-3公里范围内全体居民开展结构性访谈(标准化访谈、封闭式访谈)、半结构性访谈与无结构性访谈(开放式访谈)，实地调研靖西市边境居民的社会语言生活、日常生产生活、地方文化特色、中越人文交流及产业合作、劳动力流动等情况，全面收集真实而可靠的第一手材料。问卷内容包括主观问题与客观问题两部分，主观问题包括是否应该对少数民族文化加强保护、推普是否会影响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当地特色产业发展的建议等，客观题目包括受访对象的姓名、年龄、性别、语言及使用能力、职业、年均收入等相关信息。 在调研实施方式上，调研组对靖西市的实地调研方式以分组分片方式进行，调研组根据课题实际需求，充分整合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吸收这3个学科的专家、学者、研究生等形成调研团队，共计20人，分为5组，2019年8月份，调研组对靖西市0-3公里边境地区开展了为期7天的调研，工作主要包括实地统一培训调研内容、调研技巧，调研分工等，并以安宁乡为调研点，调研组全体人员开展集中调研。2019年9月27日至10月30日为分散调查阶段，课题小组成员按照调研任务分工，分组分片调研，对各自负责调研的片区开展实地入户访谈和一对一座谈交流，获取第一手调查资料。 二、靖西市边境居民语言能力分析 (一)多语能力分析 调查发现，靖西市边境居民所使用的语言包括普通话、粤语、客家话、桂柳话、壮语、苗语、瑶语、越南语等八种语言。对居民所掌握的语言数量进行统计后可以看出，靖西市边境居民群体中，多语人群占据绝大多数。掌握④两种语言的有45185人，占比66％；掌握3种语言的有21453人，占比31％，而掌握一种语言的仅有1973人，占比3％，其中包括使用汉语的61人，使用壮语的1908人，以及使用苗语的4人。 由于靖西市是典型的壮族聚居地，壮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9.4％。因此壮语与普通话的双语使用群体占据了双语使用人群的绝大部分，共有45177人。其它的双语使用类型则有普通话与白话、普通话与苗语、普通话与越南语等类型，并且人数都为个位数(详见表1)。 在使用三种语言的人群中，由于靖西市语言环境较为复杂，因此相较双语人群的语言类型而言，呈现出了多样的三语使用类型。“壮语—普通话—白话”“壮语—普通话—桂柳话”“壮语—瑶语—普通话”“壮语—普通话—客家话”“壮语—苗语—普通话”“壮语—普通话—越南语”三种语言的使用者分别为14125人、4643人、1495人、702人、231人和215人，分别占比65.84％、21.64％、6.97％、3.27％、1.08％、1.00％。“普通话—白话—客家话”、“普通话—苗语—越南语”两种类型使用居民较少，仅有41人和1人(详见表1)。 表1 被调研边境居民多语使用情况
将受访对象的职业类别与多语能力匹配对比可以发现，靖西市的边境居民不论何种职业(包括无业)，大部分均掌握了两种及以上的语言。使用两种和三种语言的居民群体中，排名前三位的职业为务农、务工和学生，占比达到39.1％和41.8％、25.21％和40.28％、24.11％和14.3％(如表2所示)。靖西市口岸边贸频繁。因此务农人员在忙完农活的空闲时期常常外出打零工，在这一过程中会接触到母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而由于受访对象中务农群体人口基数大，因此在双语和三语群体中，务农人群都占据了第一位。而对于务工群体来说，跨区域流动的过程就是接触、使用其他语言的过程，因此多数务工人群掌握的语言数量较多。对于学生而言，除了熟练使用母语外，在学校期间掌握、使用普通话是他们必备的技能，所以在多语人群中，学生的数量较多。尤其是，学生在两种语言使用者居民中占比达到24.11％，比三种语言使用者居民中这一比例高出近10个百分点。 表2 被调研居民语言掌握数量与职业匹配情况
注：括号中的数据为每一类职业人数占相应的多语能力总人数的比例，单位为％。 (二)普通话水平分析 受访对象的普通话水平如表3所示，“熟练”等级的有32317人，占比45.64％；“一般”等级的有22032人，占比32.11％，“略懂”等级的有13338人，占比19.44％，“不会”普通话的有1924人，占比2.80％。 表3 被调研居民普通话水平分布情况
表4 被调研居民普通话水平与职业匹配情况
注：括号中的数据为每一类职业人数占相应的多语能力总人数的比例，单位为％。 (三)外语(越南语)能力分析 语言也是一种人力资本，外语技能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一直是语言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靖西市毗邻越南，掌握越南语有利于推动中越边民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边境贸易的开展。因此，伴随着中越边境贸易的发展，在中越边境城市出现了学越南语热现象，越南语的培训机构也越来越多。但据课题组调研发现，当地的越南语覆盖面较小，居民掌握水平较低。如表5所示，等级达到略懂及以上的仅有226人，占0.33％，且多数处于“略懂”层级。掌握越南语的边境居民的职业类别如表6所示，其中务工人员50人，务农人员5人，经商人员154人，学生6人，其他职业人员9人，无业人员2人，分别占22.12％、2.21％、68.14％、2.65％、3.98％、0.88％(详见表6)。可见，掌握越南语的居民中，除了务工人员之外，大部分为经商人员。据实地调研显示，务工人员主要是在边境企业打工⑤，而经商主要是做边贸生意，比如红木、海产品、边境旅游等。 表5 被调研居民外语(越南语)能力情况
表6 掌握外语(越南语)居民与职业匹配情况
三、靖西市边境居民收入分析 (一)收入层次分析 根据靖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课题组将受访对象的年人均纯收入水平分为了0～10000元、10001～30000元、30001元以上三个等级。靖西市边境居民的收入分布情况如表7所示。在调查的群体中，超过半数的边境居民位于0～10000元的低收入段，达到了54.12％，37.96％的居民处于10001～30000元的中等收入阶段，而30001元以上的高收入段的居民所占比例仅有7.92％。 表7 靖西市边境居民收入分布情况
将受访居民的职业类别与年人均纯收入匹配对比后发现，不同职业的居民群体在收入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务工、经商、公职人员等三类职业群体的收入倾向于中高收入段，而剩下的务农、学生、其它工作、无业居民等四类职业群体的收入明显集中于低收入段(如表8所示)。 表8 靖西市边境居民职业和年人均纯收入匹配情况
(一)多语能力和收入相关性分析 表9显示，在使用单一语言的居民当中，年人均纯收入10000元以下、10001～30000元收入段、30001元以上收入段的居民分别占比95.24％、4.66％和0.1％；而对于两种语言使用者的居民来说，各收入段的居民占比为54.01％、41.41％和4.59％。对于掌握三种语言的居民来说，各收入段的占比为50.61％、33.80％和15.59％。因此，随着居民掌握语言数量的增多，10000元以下收入段的居民占比由95.24％骤降为50.61％，降低了4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30001元以上收入段的居民占比由0.1％上升到15.59％，增幅达到155倍。尽管10001～30000元收入段居民表现出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由4.66％提高到41.41％，再降低到33.8％，但依然表现出较大的增幅，达到6.25倍。由此可见，居民掌握的语言数量越多，其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就越大。 表9 靖西市边境居民多语能力与年均收入情况
注：括号中的数据为每个收入段居民占比。 通过对语言使用居民的平均收入测算，单一语言使用者、两种语言使用者、三种语言使用者的年人均纯收入平均值分为5527元、11892元、17732元。三种语言使用者年均纯收入平均值分别为两种语言使用者和单一语言使用者的1.49倍和3.2倍，多出5840元和12205元。这充分表明，多语技能和劳动者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详见表9)。 (二)普通话能力和收入相关性分析 掌握/不掌握普通话的两类人群的年均纯收入段分布如表10所示。在未掌握普通活的居民群体中，有超过98％的居民位于1万元以下的低收入段，居民收入水平结构极不平衡。而在掌握普通话的群体中，处于0～10000元收入段的居民占比降为52.89％，降低幅度接近1倍；而10001-30000元以及30001元以上收入段居民分别大幅度提高到38.97％和8.14％，涨幅分别达到20.4倍和161.8倍。同时，根据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测算结果。掌握普通话能力的居民的平均收入为13781元，而不会讲普通话人群的平均收入仅为5340元，前者为后者的1.58倍，比后者高出近8450元，人月均纯收入高出700余元(详见表10)。因而，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普通话能力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 表10 靖西市边境居民普通话能力与年均收入情况
注：括号中的数据为每个收入段居民占比。 (三)外语(越南语)能力与收入相关性分析 在受访对象中，掌握越南语的居民较少，仅有226人，同时结合表5来看，其中超过半数居民的越南语掌握水平位于“略懂”水平。但在掌握越南语的居民当中，经商人员占比达到近70％。据调查，这一部分居民都通过开办边贸企业，包括加工业、旅游业、贸易企业等，基于靖西市毗邻越南以及掌握越南语的语言优势，从事边境贸易生意，年人均纯收入普遍比较高，平均水平均在10万元以上。另外，掌握越南语的居民中从事务工的人员占比仅次于经商人员，占比为22％。这部分人群主要是在边境企业打工，工资水平在2500～3000元/月，年人均纯收入在20000元左右。因此，总体来说，掌握越南语的居民的平均收入远远高于不会越南语的居民，这也许就是作为交际工具和制度的语言的经济效应的展现。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推广普通话是促进当地居民增收脱贫的有效举措。目前，靖西市边境地区普通话能力等级达到略懂及以上水平的居民占比达到97％以上，这部分人群中有近半数居民的年均纯收入处于10000元以上，与不会普通话的群体中98％居民位于低收入阶段的分布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测算结果表明，掌握普通话能力的居民的平均收入为不会讲普通话人群的1.58倍，人均高出近8450元/年。普通话作为我国的通用语言，对该语言的掌握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通行证，也是农民工就业应聘的“敲门砖”，有利于提高农民工沟通交流能力和就业竞争力，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搜寻时间，增加农民工的城市就业机会，从而对其工资水平具有重要影响[5]。该研究结论和Tainer(1988)⑥，Gao and Smyth(2009)⑦，程虹、王岚(2019)⑧等学者研究结论一致。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靖西市所有的受访对象中，普通话掌握水平为“熟练”层次的只有45.64％，当地居民的普通话使用水平在整体上仍有待提高。因此，着力提升居民的普通话熟练程度，提高居民的语言表达能力、沟通和交流能力应是下一阶段普通话推广的重点。 (二)掌握越南语对于边境居民参与边贸业务，提升收入水平具有积极意义。靖西市拥有两个边境口岸和四个边民互市点，当地居民在掌握越南语的前提下与越南民众进行贸易往来时能明显地降低语言不通所带来的交际成本，因此掌握并不断提升越南语水平对于提高当地居民的自身收入、扩大中越边境贸易量具有积极作用，结论和卞成林、刘金林、阳柳艳(2018)研究结果相同⑨。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当地掌握越南语的居民并不算多，且掌握水平较低，但课题组在走访中了解到，当地居民希望学习越南语的意愿较为强烈。因此，在中国不断扩大开放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推进的情况下，靖西市边境居民应该借助当地的地理优势，根据自身工作和发展需求有针对性的加强越南语的学习和掌握，以提高对外交流能力，为从事和参与边境贸易提供语言保障。 (三)居民多语能力与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调研分析表明，随着居民掌握语言的数世的增加，居民的收入结构呈现了较大差异。多语能力越强，处于中高端收入居民的比例趋于明显提高。三种语言使用者年均纯收入平均值分别为两种语言使用者和单一语言使用者的1.49倍和3.2倍。这充分显示，提高居民的多语能力是实现居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四)注重语言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均衡发展成为语言扶贫关注的重点。在调研过程中，部分被调研的居民在肯定普通话普及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护问题感到了担忧。目前，靖西市的普通话普及率已经达到97％，因此，如何在推广普通话以实现普通话扶贫效应的同时，兼顾靖西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应是下一步语言扶贫需要考虑和解决的核心问题。建议在开展普通话推广时，注重青壮年劳动力普通话水平的提升，而对于无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及儿童则侧重于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教育，根据居民的实际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保护的需求，构建“分类施策”的兼顾普通话推广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保护的模式。 1.抓好青壮年劳动力的普通话培训工作，着力提升青壮年劳动力的普通话技能。在靖西市推普工作中，农村地区部分老人普通话普及工作难度大、非在园学龄前儿童普通话普及工作相对薄弱等成为推普的制约因素，但就推普整体现状而言，普通话普及率已达到97％，因此，靖西市推普的制约因素已成为语言多样性与统一性均衡问题解决的契合点，应把推普的政策重心由全面普及转为重点提升，加强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的普通话使用能力，为其外出务工、自主创业等夯实语言基础[6]。《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中指出“结合当地旅游服务、产业发展、劳务输出等需求，对不具备普通话沟通能力的青壮年农牧民进行专项培训”。通过靖西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数据可以看出，近年来靖西市农村居民外出务工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城镇化率显著提升，在这些方面，以青壮年为主体的劳动人口是引起这一变化的主要力量。同时课题组在靖西市的实地走访调研中也了解到，不少20～45岁的青壮年都表露出强烈的向外发展或者提升自身劳动技能的意愿。这部分群体既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社会活跃度的主要贡献者。因此在靖西市整体普通话普及率已经较高的情况下，在今后的推普工作中，应有较强的针对性，特别需要加强以青壮年为代表的特定人群的普通话推广，着力提升该类人群的普通话技能。 具体来讲，一是集中力量组织开展非外出务工青壮年人群普通话的专项培训。鼓励他们借助信息化工具和资源自主学习，带动推普工作进村、入户、到人，为农村劳动力走出去消除语言障碍，为更好的求职创业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二是持续加强外出务工的青壮年普通话技能的提升。针对已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在其过年过节等返乡时期，组织其参加普通话培训，及时了解其语言使用困境，帮助其提高语言使用的能力及技巧。而在培训组织上，当地语言文字部门可以牵头协调，在各乡各村组织语言能力较好的基层干部、乡村教师、大学生村官等专人或兼职人员负责落实。在培训形式上，既可以选择由基层干部等群体做出日常表率的浸润式教学，也可以选择特约教师开展定期授课的集中教学。在培训内容上，则可以根据外出务工人员的职业进行“普通话+职业能力”的融合教学，也可以根据他们在特定场合中的语言使用需求进行模拟语境练习。 2.对无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及儿童，侧重于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教育，构建“大手拉小手”的民族语言文化传承模式。一方面，普通话推广一直是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内容，“十三五”以来，国务院、教育部、国家语委多次发文，基于精准扶贫基本方略这一层面将语言提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另一方面，2019年2月21日，中国教育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中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共同举行发布会正式发布《岳麓宣言》，提出要对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进行保护。当前，靖西市普通话普及率高达97％，普通话成为重要的交际语言，而民族语言断代传承现象、民族语言区域使用不平衡现象凸显，如大部分儿童不会使用自己的母语进行交流，县城居民基本不使用自己的母语等。因此，对无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及儿童，应侧重于少数民族语育的保护和教育，以“大手拉小手”的模式传承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 3.创新方式，多种渠道宣传少数民族文化，构建少数民族文化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模式。一是政府、学校等层面应加大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力度。如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双语教育、在电视台等媒体单位推出双语节目、举办各类双语活动与竞赛等，加强群众民族语言与文化保护、传承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尤其是要加大双语教师的培育力度，毕竟除了家庭成员内部的传承方式之外，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学校教育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课题组调研发现，靖西市乃至广西其他深度贫困县(市)，双语教师流失现象较为严重，双语教学师资较为缺乏。因而，加大靖西市双语教师的培养力度，是推进靖西市双语教育事业发展，保护和传承当地民族文化的重中之重。二是挖掘少数民族文化特色，打造旅游产业，实现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经济发展三者互动。资金的匮乏是导致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保护意识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可替代性资源，也是打造旅游产业的重要素材。因此，少数民族地区应该充分自身优势，深入挖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价值，将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相结合，打造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从而实现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的三者互动，即挖掘民族文化特色，打造旅游产业经济，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的成果回馈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形成良性循环模式。当然，保护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或方言与文化，不仅仅是尊重、鼓励少数民族自身对于语言或方言的使用，而且当地的扶贫干部也要学会使用当地语言或方言，以方便和当地居民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获得其认同，高效推动精准扶贫工作。 注释： ①考虑到6岁以下的学龄前儿童未达到入学教育的年龄，而且也没有就业能力，因此不包括在本次调研范围内。 ②参考汉语水平(HSK)、商务汉语考试(BCT)、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考试(CET-SET)等关于汉语、商务汉语、英语水平等级的描述以及Alderson等人(2014)关于语言能力等级的分类标准。详见：Alderson,J.C.,Tineke B.,and Luke H.Issues in language testing revisited.Language Assessment Quarterly,2014,11(2). ③其他工作是指居民无固定职业，只是利用闲暇时间做一些零工，获得一定收入，比如从事边民互市贸易、出租房屋、农村建房子的建筑工等。靖西市龙邦边民互市贸易区出台了“8000元以下的免税政策”，即在互市贸易区，每位边民每天按互市贸易方式进口8000元以下商品可免征进口关和进口环节税。由于边民生活需求有限，8000元额度基本用不完，因此一些边民开始利用边民证为有需求的非边民购买商品，每天从中赚取边民证“过路钱”。同时，还有一些边民通过互市贸易区买卖越南产品赚取中间差价获得收入。平均来说，每位边民每天可以获得100元左右的收入。但自从《关于边民互市贸易有关问题的意见》(财办关税[2017]69号)明确规定“边民互市贸易税收政策仅适用于毗邻国商品，不适用于非毗邻国商品”以来，由于边民难以取得进口商品的原产地证等材料，从而参与互市贸易的积极性降低了很多。 ④掌握包含熟练、一般、略懂三个等级。本文中所有的关于语言技能的“掌握”表述意义相同。 ⑤受互市商品需原产毗邻国家的新政影响，2018年4月以来，广西49家边境加工企业已有9家陆续停产或无法按时生产交货，入厂的边民也被遣散；原计划到靖西市龙邦口岸投资建设的加工厂，以及依托边民互市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一些企业，也因为国家关于边民互市贸易政策的临时调整停止了投资计划。 ⑥作者在考虑人力资本和个人特征的情况下，研究认为作为全球通用语，居民的英语能力对其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详见：Tainer E.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earnings among foreign-born men,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1998,23(1). ⑦作者基于中国2005年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发现熟练使用普通话可以提高流动人口收入。尤其是对于女性，普通话的投资回报率更高。详见：Gao W,Smyth R.Economic returns to speaking "Standard Mandarin" among migrants in China's urban labor market.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2009,30(2). ⑧作者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对普通话能力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论显示，普通话能力对农民工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普通话能力中等和较高的农民工群体在工资水平上比普通话能力较低的农民工分别高出19.4％-21.0％、30.3％-34.9％。详见程虹、王岚：《普通话能力与农民工工资——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实证解释》，载于《教育与经济》，2019年第2期。 ⑨卞成林、刘金林、阳柳艳(2019)基于广西东兴市边境居民的全样本调研，对东兴市边境居民语言能力和收入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认为京语和越南语不仅是重要的区域性国际交流工具和文化载体，而且是重要的经济资源，掌握京语和越南语有利于提高边民收入。详见卞成林、刘金林、阳柳艳：《中越边境居民语言能力与经济收入关系研究：以广西东兴市为例》，载于《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1期。 参考文献： [J]张卫国.语言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基本框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2]刘毓芸，徐现祥，肖泽凯.劳动力跨方言流动的倒U型模式[J].经济研究，2015(10). [3]王海兰.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J].制度经济学研究，2017(4). [4]程虹，刘星滟.英语人力资本与员工工资——来自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 [5]王春辉.论语言因素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J].江汉学术，2018(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