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29日，古都金陵寒意未消，原本冷清的国府路(今长江路)上张灯结彩、好不热闹。——“行宪国大”于一片吵闹声中在国民大会堂匆匆开幕了。
开幕式上，“国大”代表仅有1697人到场出席，略超过应出席代表总额3045人的半数“国民大会”档案，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吹嘘，这次大会是“中华民国实行民主宪政的开始”;强调“戡乱与行宪应该同等重视”，不应“戡乱而延缓宪政的实施”。似乎颇有一番还政于民的诚意。
其实，蒋介石十分心虚，惟恐出席的“国大”代表再在会议中制造事端。所以早在开会前，他就布置中常会于3月3日通过了一个《国民大会党团组织办法》，规定，凡参加国民大会的每一基层选举单位只要有党团员30人者得组织党团干事会，在中央则成立由陈立夫控制的党团指导委员会。这两级临时机构要求党团员在开会期间：(一)切实执行命令;(二)为党服务，任劳任怨;(三)牺牲小我，服从决议;(四)捐弃成见，共同奋斗。党团指导委员会如发现党团干事或党团员言论行动有逾越党团规定之范围，而使本主张遭受失败者，得视情节轻重，报请中央议处。以此达到全党在“国民大会”期间团结意志，齐一步骤之目的。南京国民政府档案，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蒋介石自以为在会议中建立了党团组织便可顺利地贯彻其意志了，可事出意料，当他在开会词中强调此次“国民大会的使命，只是行使选举权，以完成中华民国政府的组织”之后，代表们的意见却与之相左。绝大多数代表对蒋的开幕词和《国民大会议事规则》不满意，认为“大会职权太嫌空洞”，强烈要求扩大国大职权，“对于当前时局及政府施政方针，应有广泛之检讨。”起码也应使“国大”有“顾问国是”之责。此项建议以绝对多数赞同而获通过。于是，会议自9日起，即安排政府各部门的施政报告和代表发言。
从4月9日至14日，分别由蒋介石、白崇禧、俞鸿钧、王世杰、张厉生、朱家骅、谷正纲作施政报告和财政、经济、交通、粮政、外交、内政等方面的具体报告。蒋介石在《施政报告》中，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生产萎缩”、“经济失调”，经济形势“相当严重”;军事上，在各战场“国军兵力不免消耗”，“遭到相当牺牲”。但又吹嘘法币的准备“非常巩固”，“经济的基础并未动摇”，“国军并无重大损失”云云。并在大肆宣扬“克复延安”战略意义的同时，侈言：“在最近六个月以内，国军有绝对把握消灭黄河以南匪军所有兵力。”其他人的报告，与蒋介石如出一辙，无不承认形势之严重，但一触及到具体情况，都掩过饰非，谎话连篇。因此，大家不感兴趣，有的代表干脆逃会，即使到会的代表也精神不振，窃窃私语者有之，闭目养神者有之，嗑瓜子者有之，猛抽香烟者更有之，一时会场十分冷落。反之，一到讨论报告之检讨时，不仅代表们到得齐，而且争先恐后要求发言，登记发言者达二三百人之多。尽管蒋介石在《施政报告》中一再规劝各位代表：“切不可重视细节，议论纷纷，争持不决”，甚至恳求大家，“为了国家，程序愈简单愈好，议程的进行愈迅速愈好”。但“国代”们偏偏不理睬蒋的意见，对部长们的报告进行了“尖刻批评”。特别是北方代表，在台上大骂政府，台下代表为之鼓掌喝彩;也有的代表在台上颂扬政府，台下代表则发出嘘声、尖叫声、跺脚声，会场吵成一片。多少年后，当司徒雷登忆及当时这一场面，对“会场秩序混乱，人们大喊大叫，行为恶劣”，仍有极其深刻的印象。
而“国大”进行之余，则完全笼罩在应酬吃喝之中，代表们吃不胜吃。“一天收到三五份请帖是常事，甚至有人一接就是十数份请帖。南京的大小菜馆饭店家家满坑满谷，连秘书处中上级人员每晚都有白吃一顿酒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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