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一部诡异的作品。整部书描写了明朝万历年间的几个人物的故事，从万历皇帝本人到他的两任首辅(张居正和他的继任者申时行)，他最著名的军事将领(戚继光)，明朝最为后世称道的官员(海瑞)，和一位有点近乎癫疯的诗人加哲学家(李贽)。全书读起来就像传记小说，而不像一部严肃的历史学作品。
这本书的英文书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就更是让人费解。书的英文书名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其实，黄仁宇先生是想用他的书名来暗喻一个“deep irony”，并以此来表达一个极其深刻的理解。黄仁宇先生希望我们在看完了这些人物小传后，能掩卷而思，幡然顿悟出一个他并没有直接说出来的极其深刻的理解：一个王朝的溃烂和衰败可能并无特定的起点，因而通常是深藏不露的。在看起来依旧祥和的太平盛世背后，整个体系可能早已病入膏肓，无力回天。
而那些为历史学家和我们津津乐道的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大失败”，比如明满辽东之战(1618~1619)、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第一次中日战争、西法战争(1635~1649)、西班牙在西班牙王位之战(1701~1714)中的失败、法国大革命等等，都只是向外部世界和一个国家的精英最后证明一个王朝的溃烂而已，所谓的“未战先败”。
因此，对一个王朝国家来说，年年都可能是“万历十五年”。正如黄仁宇先生在结束他对1619年明满辽东之战的讨论时写到：“它(明军在辽东大战中的惨败)是明王朝的官僚制度及其日常运转所招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用吴思先生《潜规则》里的一个妙语来说，一个国家常常是不知不觉地就进入了“崇祯死弯”，而即便崇祯皇帝后来再励精图治也拐不过来这个死弯了。
我猜，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一个王朝制度下，即便是唐太宗这样圣明的皇帝也不可能什么都管，更不可能什么都管好。因为满朝文武官员都只是对皇帝负责，无须对人民负责，官员们欺上瞒下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吴思先生在他的《潜规则》一书中，用一句大白话说出了这一振聋发聩的深刻洞察：“老百姓是个冤大头；皇帝也是个冤大头。”而如果皇帝或最高统治者不对劲的话，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就将完全丧失纠错功能，无论这个国家有多少能臣和忠臣。更糟的是，如果最高统治者不对劲，能臣和忠臣即便有，也通常会遭到打压、贬黜，甚至酷刑处死，因为在一个王朝制度下，官僚体制的规则是逆向淘汰，而不是正向淘汰。再引用吴思先生《潜规则》中的一句大白话：“消灭好官，培养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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