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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虎]中国“姓”“种”“精”“魂”话语体系与族源神话(3)


    四、植物动物:载体?主体?
    下一步将要论述的是,带“精气”或“魂”的植物或动物,究竟仅仅是作为“精气”或“魂”的“载体”,还是亦为发送“精气”或“魂”的“主体”?正如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在谈到动物崇拜时曾经发问:“动物是作为神的灵魂或另外某种神的寓所或化身而成为崇拜的对象呢,抑或它本身就是神呢?”这两种情况同样困惑着我们对作为古代族群“姓”或“种”的植物或动物的判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可能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首先,可以从前述殷商先祖诞生的神话窥其一二。《诗经·商颂·玄鸟》云: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
    

    从“禀精气”说出发,这段叙述里,发送“精气”的主体当为“命玄鸟”的天,载体当为奉命“降而生商”的玄鸟,从相关其他神话可知精气载于玄鸟之卵中,感生的方式是吞卵。
    《诗经》收集的是从西周初到春秋中期的诗歌,更早的时候情景如何呢?殷商高祖为夋,甲骨文卜辞里就出现了“贞于高祖夋”、“求禾于夋”等记载。而在甲骨文中,“夋”字形状为鸟头兽身,可能反映了夋的早期形象。那么,更早的时候,发送“精气”的主体不一定就是天,也有可能是某类“鸟头兽身”或“鸟头”的精或灵。
    其次,再回到东汉王符《潜夫论》里。作者回溯了上古圣王“神明感生”的故事,谈到了“有神龙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以及“大电绕枢照野,感符宝,生黄帝轩辕……其相龙颜”等,由此,除了天,还有一类可能介于天与兽之间的精或灵———龙成为“神明感生”的主动方;或者从“禀精气”说出发,成为发送“精气”的主体。
    龙的原型当与动物的灵性化和自然现象的形象化有关,与古人心目中有灵性的动物及云、电、雷、雨相联。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系统文字殷墟甲骨文关于龙的记载,大都和雨相联,可以设想,龙形象出现的最初动因之一是古人为了雨的需要,受神秘的与水相关的动物以及和雨相联的雷、电、云等天象的启发,模糊地猜测应该有那么一个具有无比威力的“神物”主宰操纵着这一切。由此,中华传统文化最典型的与动物相关的精或灵之一———龙在人们的幻想中诞生,并由于它的“神明感生”即发送“精气”作用而诞生延绵相传的“龙种”。
    然而,作为“神物”的龙,早期形象似乎没有那么威严。陕西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彩陶瓶绘龙、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妇好墓玉龙以及其他商代古器龙纹等,都似水泽鱼虫之类。而内蒙古翁牛特旗新石器时代遗址龙形瓶,却是兽头、虫身。早期汉文典籍所记载的龙,有像蛇的,如王充《论衡·讲瑞》所云:“龙或时似蛇,蛇或时似龙”;有像马的,如《周礼·夏官·司马下》称:“马八尺以上为龙”……由此带来的关于龙的原型的争论甚多,但有一点大概甚少异议:龙是在某类动物或某种自然现象的基础上抽象出来的精或灵。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在古人心目中,早期发送“精气”或“魂”的主体,除了天,还有主宰某一领域的某类生物的精或灵。
    某类生物的精或灵的观念,当萌生于原始采集狩猎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依靠采集野生植物和猎取野生动物求得生存,但采集和狩猎的收获都是不稳定和没有把握的。例如,野果不是通年都有,有毒野果也不易分辨,野兽的行踪更是难以掌控……这就使人们产生一种幻想,把采集和狩猎的成功寄托于对象本身。这种依赖感再加上那种把自然视为有人格、有灵魂的实体的想法,使原始先民把对野果、野兽的采集、捕猎和食用等,逐渐看作是对象的善意赏赐,从而产生对植物动物的神秘观念,进而产生“植物之灵”、“兽灵”等崇拜对象。此处“植物之灵”、“兽灵”,应该不仅仅是某棵具体的植物、某只具体的野兽之灵魂,而是主宰整个某种植物、某种野兽的超自然力量。
    这一类“植物之灵”、“兽灵”的形象,在怒族《猎神歌》等作品里有具体的描述。直至20世纪50年代,云南怒江地区的怒族还保存着季节性的原始采集、狩猎经济的遗风以及关于“植物之灵”、“兽灵”的叙事。他们的《猎神歌》有多段,在猎手们整个狩猎过程中依次祭猎神时分别吟唱。他们捕到羚牛,认为是兽灵的恩赐,于是一人领唱、众人合唱,颂扬兽灵,也把兽灵的形象描述了一番:
    

    巡视着高山的猎神!照管着雪山的兽灵!今天你真的高高兴兴降临了,今天你真的喜喜欢欢显现了;我们相见了,我们相会了;
    你的双眼长得又圆又明亮,你的辫子长得又粗又黑亮;你的虎牙长得宽大又白亮,你的双手生得结实又白胖;你的双脚长得粗大又肥壮,你的胸脯长得结实又丰满;你的身躯魁梧又高大,你的性格活泼又潇洒。
    

    这样,在怒族猎人的心目中,兽灵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他们打得羚牛也似乎是与兽灵相见相会。他们在想象中描绘兽灵的形象:又圆又亮的双眼,又粗又黑的辫子(犄角),又大又白的虎牙,又白又胖的双手,粗大肥壮的双脚,结实丰满的胸脯……似乎是一个以羚牛为原型的女神形象。
    然而,怒族《猎神歌》仅向人们展示了怒族“主宰型植物之灵或兽灵”观念,并没有涉及到相关植物动物与氏族“种”的问题,其何以又与“种”联系起来?可能还得拓展一下视野。这里列举两则南方民族的传说:
    傈僳族《鸟氏族的传说》讲,古时有一对夫妇,妻子生了小孩,丈夫没有什么好食物,便上山打鸟,但一连两天没能打得一只鸟,他非常伤心。这件事感动了鸟王,从第三天开始,鸟王每天都赐鸟让他猎获。夫妻俩非常高兴,到了孩子满月的这一天,丈夫对妻子说:“孩子是吃鸟肉长大的,以后就让他成鸟氏族吧!”这样,孩子就成了鸟氏族。
    湘西土家族《佘氏婆婆》讲,远古时期,一个部落遭受敌人洗劫,只剩下一个叫佘香香的姑娘躲进深山,在一只神鹰的陪伴下开山种地。一天,她梦见两只小鹰闯入怀中而怀孕,生下一男一女。佘香香死后,两人按照天意成了亲,其后代尊佘香香为“佘氏婆婆”,尊鹰为“鹰氏公公”,世世代代不准猎鹰。
    前一个传说的“鸟王”,即象征了一个更高层次的主宰型神灵;后一个传说表现了通过入梦感应“神鹰”所发“精”或“魂”的情景。两个传说结合起来,阐释了“植物之灵”、“兽灵”的功效以及何以引之为“种”之祖的缘由。应该说它们都是古代人们生活实践和思维方式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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