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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纯属子虚乌有?(3)

与司马光大体同时的王巩在《闻见近录》中也有一段类似的记载:“太祖即位,方镇多偃蹇,所谓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诸方镇,授以弓剑,人驰一骑,与上私出固子门大林内,下马酌酒。上语方镇曰:‘此处无人,尔辈要作官家者,可杀我而为之。’方镇伏地战栗。上再三谕之,伏地不敢对。上曰:‘尔辈既欲我为天下主,尔辈当尽臣节,今后无复偃蹇。’方镇再拜呼万岁。”

这段故事很有趣味,草莽气十足,很有点像“马上得天下”的赵匡胤的做派。由于司马光名气太大,使这段西方决斗式的林中对决反而湮没无闻了。

是子虚乌有吗?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学者对史料仔细考证后,对“杯酒释兵权”这一生动的历史故事提出了有力的质疑。

首先,《谈录》只讲罢石守信、王审琦二人的兵权,并无设宴请客这一情节。而《笔录》记载罢去兵权的夙将,除了石守信、王审琦外,还有其他几位将领,并增添了太祖设宴与夙将“道旧相乐”的情节。后世所谓“杯酒释兵权”一说,基本上都出于此。《涑水纪闻》则称石守信、王审琦等皆被罢军权,以散官就第,而又大事铺张设宴道旧情节,绘声绘影,恍如身历其境。看来,该故事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简到繁的递增过程。距离当事人的时代愈远,记载却愈加生动详细,显然,是编写人为了把故事写得生动有趣,不断添加、润色的结果。

其次,三书都说此事与赵普有关,但说法却不一致。据《谈录》,罢石守信、王审琦的兵权是宋太祖听了赵普一次谈话之后决定的;据《笔录》,则是在赵普多次苦谏之下,太祖“不得已”才同意的;而到了《涑水纪闻》,却是太祖、赵普两人共同谋划的结果。如此矛盾的说法,怎么能成为盖棺定论呢?

第三,上述三种史料,对石、王被削去兵权后的出路,说法也各不相同,有的只说“不令石、王主兵”,有的说他们“寻各归镇”,有的则说他们“皆以散官就第”。到底他们“释兵权”之后干什么去了,没有可以取信于人的一致的说法。

第四,“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在北宋史官修的《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不见片语。元末,根据《太祖实录》、《三朝国史》等编成的《宋史·太祖记》,对此事也不着点墨,如果真有这件值得当时称颂的大事,《实录》、《国史》是不会不书的。

第五,“杯酒释兵权”这件事究竟发生在北宋哪一年,以上三本书均没有记载,而比司马光还晚一百多年的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说它发生于建隆二年(961)七月。仔细阅读《宋史》可以发现一个很大的漏洞,建隆二年六月甲午(初二)太祖母杜太后病逝,六月初到七月初,按照当时的惯例,应是国丧期间,当时朝廷上下不准作乐,更不准宴饮。赵匡胤不可能违反这种礼仪。而且“杯酒释兵权”故事说赵普正担任宰相,而建隆二年时,赵普的职位仅为枢密副使,三品,还不足以同赵匡胤密谋大事。他第一次拜相是在乾德二年(964),这已是“杯酒释兵权”之后三年了。

所以,许多学者认为,“杯酒释兵权”这件事虽然听起来很有趣味,但经不起推敲,应该是子虚乌有的。

反驳的意见

另一些学者认为,“杯酒释兵权”对宋代的政治、军事历程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不可能是杜撰出来的。其理由如下:

一,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军权的确是在建隆二年七月后罢免的,北宋的官方档案,如《国史》、《实录》等对此均有明确记载,无可置疑。这就是说,“释兵权”一事是完全真实的,余下的则仅仅是通过什么方式释去兵权罢了。

二,从方式上看,“杯酒释兵权”或许如后人所言,极具戏剧性,但若考虑到太祖与“义社十兄弟”的特殊关系,把它放在宋初特殊的政治环境中考察,却又是一件极合情理的事情。与“杯酒释兵权”类似的传闻应不少见。如王巩《闻见近录》所载“郊宴抑偃蹇”,几乎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另一个版本。版本虽多,源头只有一个,这只能证明“杯酒释兵权”确有其事,因记录者未能身临其境,记述有异罢了。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