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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9月，硝烟弥漫的赣南战场，秋风萧瑟。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进入到生死存亡之际。

就在一年前，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64个师又7个旅50余万人，空军5个航空大队50多架飞机，分为北路军、南路军、西路军及其他堵截部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

为“聚歼朱毛匪军于赣南地区”，蒋介石决心毕其功于一役，不仅请来以德军退役上将汉斯赛克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还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按照“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训练参加“围剿”作战的各级军官，并精心炮制了“堡垒政策”。

此次卷土重来，蒋介石一改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法，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层层修筑碉堡，逐步向苏区内部推进，最后寻找主力红军决战，用“竭泽而渔”的办法，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

这回，蒋委员长是一定要做出个样子来，以挽回历次“围剿”丢失的颜面。但他并不知道，此时的对手已不是神出鬼没、声东击西、善打游击战、令国军将士闻风丧胆的朱德和毛泽东了，而换成了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

前三次反“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取得了胜利，第四次反“围剿”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也大获全胜。可以说，红军已有了自己英明杰出的统帅，初步找到了打破敌人“围剿”的制胜法宝。客观地讲，第五次“围剿”规模空前，敌人又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红军反“围剿”确实比前几次困难更大，但打破“围剿”的有利条件也很多。

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和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打内战的反动政策，日益引起全国人民以及国民党军广大官兵的不满;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占很大优势，但各派系之间矛盾重重，难以协同作战。

红军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央苏区在接连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范围扩大到30多个县，苏区军民对打破敌人进攻的信心高涨;苏区的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广大群众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支援革命战争;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人，地方武装也有5万人。

从敌我兵力对比上看，与前几次反“围剿”相差无几。如果有正确的领导和正确的军事战略，是有可能打破敌人的这一次“围剿”的。

然而经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毛泽东路线已被彻底摒弃。毛泽东本人也被剥夺了党和军队领导职务，只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专做地方工作。红军的指挥大权全部掌握在有着“黑面木偶”之称的博古手中，“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得以在苏区和红军中畅通无阻，贯彻执行。

1931年10月，年仅24岁、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由于坚决拥护和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跃而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