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晚清官场上隐权力：清官也难拒“腐败”(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0:11:33 趣历史 佚名 参加讨论
张集馨记录得最详尽的是他任督粮道( 相当于财政厅长 )时的日常应酬情况。道光二十五年( 1845年)，张集馨获任陕西督粮道，这是一个公认的肥差，被视为“财神庙住持”。因为是肥差，陕西的官场接待经费也由督粮道负责，张集馨的工作就是终日迎来送往、请客宴乐，根据张集馨的记述，总计下来，一年开销(包括每年送给地方上司和北京官员的礼金)一般都在五万两银上下，这还不包括送给同僚朋友的经济援助金。 一年五万两银的支出，即使在官位比较贵的乾隆朝，也够捐三顶道台的官帽子了。那么张集馨收入几何?按张氏自述，他每年约有六万多两银子的进项，扣除上述公务应酬与私人用度，已所剩无几。 要在官场上混碗饭吃，与上司、同僚乃至下属之间多加联谊是极为重要的事。因为权力需要用人情来维持，而人情则需要用接待来维持。这里的人情，已不是单纯的人际交往，而是一种重要的隐权力介质;这里的接待，也不是简单的尽地主之谊，而是持有或增持权力(包括隐权力)的必要成本。 而对于那种充当不了隐权力介质的纯粹人情，张集馨其实出手并不大方，甚至有点儿吝啬。比如他给京官们送礼，舍得一掷万金，可老丈人进京治病向他借两千两银子，他却没有答应，只送了300两，还不大乐意;在陕西当督粮道时，接待要员不敢稍有不周，但老丈人派人来西安向他索要几头健骡、几件狐皮袍，他都没有答应，甚至觉得老丈人一再索需，“ 未免不近情理 ”。 人情关系既然具有维持官员权力、隐权力的重要功能，那么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帝国官场会发展出一套半制度化的送礼名目，比如“别敬”、“程敬”、“炭敬”、“冰敬”、“三节两寿”等等。 种种名目的送礼惯例，又总称为“陋规”。尽管任何正式的官方文件都不会给官员规定送礼的义务，但致送陋规的官场守则无疑是所有官员心照不宣并共同遵守的，连礼金的规格都有了约定俗成的标准。在张集馨生活的道光年间，甚至出现了由省财政部门统筹收取陋规的成例，据《清宣宗实录》记述，巡抚、布政使与按察使衙门的幕友每年也要收受节寿陋规，由首县(省衙门驻地的知县)摊派给各州县，再由藩司用印札代为催取。 致送陋规方面的支出，张集馨也留下了详细的记录。他被任命为陕西督粮道时，出京之前向京官送礼辞行，共送出别敬一万七千两银子。当时他并无积蓄，钱是向广东洋行、朋友和西洋人借来的。不过，他任督粮道一年，不但连本带利还清了借贷，还给仪征老家寄回一万多两银子，可见督粮道的权力含金量确实非同小可。这笔权力收益当然是来自对百姓钱粮的浮收，张集馨也心中有数，因此“ 心每不安 ”。此外，张集馨记录在案的别敬还有很多，送出的礼金也是一个大数目。 张集馨37岁任知府，66岁请假回京，宦游30年，扣除中间被参革职和丁忧离任的10年，主政一方的时间达20年之久，所送出的各种“敬”究竟有多少呢?据估算，张氏记录在案的数目，没有记录的三节两寿礼金按较低标准的每年一千两算，合计起来，20年来他至少送出了十万两银的规礼。 至于张集馨收受的规礼，由于他比较克制，留下的记录也较少，所以尚无法估算。不过，若说张集馨完全不收下属“孝敬”，也不可信，因为规礼如果只出不入的话，张集馨只能喝西北风去，而晚年张集馨还有余钱购置田宅产业，给自己捐加顶戴花翎(捐输两次，共花去一万两银)。按当时的白银购买力折算，十万两银值人民币1500万元。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给领导送上一千多万元，显然是毫无疑义的行贿罪了。然而在晚清官场，陋规虽陋，却也不全然是贿赂行私。 张集馨担任陕西督粮道时，陕西的巡抚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根据张集馨的记录，林则徐每年都接受张氏五千二百两礼金，但从林则徐在道光二十七年( 1847年 )写于陕西巡抚任上的《析产阄书》这份遗嘱性质的文书中可以看出：林则徐的田屋产业约值三万两银，是他从养廉银中抠出来购置的，“ 目下无现银可分” 。他还告诉三个儿子：“ 惟念产微息薄，非俭难敷，各须慎守儒风，省啬用度。 ”那么张集馨每年送他的五千二百两银(其他陕西官员致送的礼金姑且不计)到哪里去了呢?暂时没有相应的记录，不过，正如张集馨需要将他的大部分收入拿出来用于官场应酬、人情往来，林则徐为维持其权力，同样需要支付成本。 我们当然可以将当时官场上的人情应酬与送礼政治视为腐败，但必须看到，这种“腐败”有“合理”之处。首先，帝国无法提供一种制度化的权力分配预期，官员的权力份额受到各种隐权力因素的侵蚀，为了保持权力份额不流失，官员需要通过人情网络来获得隐权力支持。这在当时叫做“通声气”、“保位”、“求升擢”、“以幸提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