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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集馨、林则徐都算得上是有良心的清官，但张氏不能不浮收，林氏也不能不收受礼金，否则，他们如何掏得出那么大数目的权力维持成本?

张集馨晚年对仕途前程深感失望，回想起自己调任地方以来，每次致送的礼金“ 不可谓不厚矣 ”，但自己的官位却一直停留在布政使上，十年来不得寸进，心中颇为感慨：我送出了那么多厚礼，从来没有听说有人将我的政绩奏报给皇上，应酬送礼有什么用?张集馨说得有些过激，但事实上，与他“ 旧交相得、推心置腹” 的琦善、林则徐都曾密保过他。应酬送礼究竟有没有用处，看看张集馨的一次经历就知道了——

咸丰三年( 1853年)，张集馨在河南布政使任上被顶头上司直隶总督桂良参了一本，遭革职。桂良为什么要弹劾张集馨?写在奏折上的理由是张“ 不听调度，滥用帑金 ”，按张集馨自己的说法，则是因为桂良“ 欲置人于死地，以泄其借钱不遂之嫌 ”。总督向下属支借经费，张集馨竟没有爽快答应，这等于破坏了他与桂良之间的人情关系，被参革似乎也是意料中的事。三年后，张集馨起复，署任甘肃布政使，因担心桂良从中作梗，便委托与他交好的保定知府代为疏通。保定知府跑去跟桂良说，张集馨以前犯了差错，现在已非常后悔，希望能拜在总督大人门下，执弟子礼。桂良听后大悦，给张集馨来了封信，张集馨也赶紧复信，然后毕恭毕敬赶去拜见，并送上“土宜八色”厚礼，总算修复了他与桂良之间的人情关系。

这是送礼应酬的第一个政治功能：接通隐权力管道，稳定官员的权力预期。

其次，中央财政也没有给官员提供制度化的公共预算，虽然朝廷也给部分京官和地方官发放一笔“公费”，但基本上入不敷出。地方的办公费用，通常来自种种名目的陋规，这些陋规收上来到底算地方财政还是个人所得，往往分不清，似乎用于公务就算公款，用于个人开销就算私款，可是，有些支出，究竟算用于公务还是私务也很难说得清。此外，清代官员用于聘请幕友佐政的开销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不接收陋规，恐怕连办公都无法维持。

这是送礼应酬的第二个政治功能：弥补公共财政之不足。

张集馨曾以“ 政由贿成 ”来评价他身处的官场，这四个字正好透露了“权力成本学”的秘密：权力的行使谓之“政”;“贿 ” 说好听点是各种“敬”，说难听点就是陋规，总之就是权力的成本，不支付这个成本，“政”即“不成”，权力即运转不灵。恰如其分的“贿”是维持权力正常运转的必要成本，超出合理限度的“贿”才被帝国的官员们当成腐败。清官与贪官的区别，不在于“贿”之有无，而在于“贿”之程度。“敬”也好，“贿”也罢，从表面上看，是由处于权力下游的官员支付的，但归根结底，所有的权力成本都得由纳皇粮的老百姓来买单。

康熙皇帝曾宣布永不加赋，朝廷给一个州县配备的领薪官员一般也不足十人，支付给朝廷命官的正式薪水也不算高，按道理说，维持帝国这部权力机器运转，成本应该不至于太高。然而，除了正式的领薪官员，晚清官场上还寄生着一帮数目非常庞大的隐权力集团，他们也要咀嚼民脂;除了正赋，帝国还有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的附加税，再加上其他苛捐杂税，小民作为权力成本的最终承受者，早已苦不堪言。正如张集馨所说：“ 小民终岁勤动，所得几何?赴仓纳粮，任听鱼肉而不敢一较!” 而当权力成本膨胀到小民不堪重负，决心“一较”时，距帝国的整部权力机器完全瘫痪，估计也为时不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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