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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本署理驻华公使郑永宁也在场，他帮腔说起“江华岛事件”中朝方开炮击伤日本舰船的事。李鸿章说，日方舰船本不该到朝鲜海域去，人家开炮事出有因。郑永宁说这次森有礼来到中国有三宗失望的事：一是中方不能保全日本与朝鲜要好的意思;二是总理衙门不明白他要和好的心思;三是恐本国臣民知道中国的态度，定要与朝鲜打仗。李鸿章说，若真是要和好的话，总理衙门不会不明白，“凡事不可一味逞强，若要逞强，人能让过，天不让过。若天不怕地不怕，终不为天地所容”。可日方偏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说要与朝鲜议定三件事：一是让它以后接待日本使臣;二是若有日本遭风船只到朝鲜它得代为照料;三是日本商船到朝鲜海域测量海礁它不能计较。并说若朝鲜不予议定，日本“必不能无事，定要动兵了”!这显然是赤裸裸的威胁。李鸿章则以“我们一洲自生疑心，岂不被欧罗巴笑话”劝解。森有礼说：“这也没法，日本百姓要去打仗，恐国家止不住。”郑永宁则说：“总要求总理衙门与李中堂设法令高丽(朝鲜)接待日本使臣。”李鸿章说朝鲜因“江华岛事件”正在气头上，旁人说也无益，劝日本暂且缓议此事。说着说着，森有礼突然冒出了一句“试思日本就得了高丽有何益处，原是怄气不过”的感叹话，李鸿章赶紧因势利导地附和，并写了“徒伤和气，毫无利益”八个字，在末尾还特别添写“忠告”二字送给日方。日方还是要求李鸿章转商总理衙门，“劝说”朝鲜与日本建立关系，李鸿章答复：“总署回复你的节略明是无可设法，但你既托我转说，我必将这话达到。”{1}

李鸿章与日方人员的这次晤谈，地点是在保定直隶总督衙署，时间是1876年1月24日，即清历的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就要过传统年节的时候，李鸿章还在为“国事”忙碌，起码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的“勤政”吧?交涉中森有礼的“无礼”、郑永宁的“不宁”，难免让李鸿章着急上火，但森有礼那句“有何益处”的感叹，似乎让李鸿章突然看到了“转圜”的莫大希望，而他最后对日方的承诺也不是打“痞子腔”搪塞，而是立马就做的事情，赶紧与总理衙门沟通消息，建议将日方的意思通过礼部转行朝鲜，说是这样“作为收场，以示格外和好，借答来意，而略缓其逞强黩武之心，更于大局有益”②。

作用还真是“立竿见影”。面对日本的威逼和清方往软处“劝说”，朝鲜在2月末即被迫与日本签定了《江华条约》，其中载明“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所谓“自主”、“平等”的漂亮字眼，只不过是日本否定中朝“宗藩关系”、而它却强行染指朝鲜的掩饰而已，日本为侵朝而首先从“法理”上铺路扫障的一步做成了。接下来，自然便是变本加厉，步步进逼。

李鸿章他们如何应对呢?是主张朝鲜与西方列强也议定条约，以求形成对日本的牵制，制约日本对朝鲜动武。接下来的几年中，先是由美国，后有英、德等国接踵与朝鲜缔约。在李鸿章辈，是想使用“以夷制夷”的手段，但实际后果上，是朝鲜更遭受多头控制，局势更加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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