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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贞说”几乎伴随着《金瓶梅》的流传而产生，但几经波折：明刻本《山林经济籍》与《万历野获编》最早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凤撰于康熙12年的《稗说》与清初的《缘起》均指实为王世贞。其后清人陈陈相因，推波助澜，一时形成非王世贞莫属的舆论。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鲁迅、吴晗、郑振铎等文史学者从《金瓶梅》用的是山东方言，以江苏太仓人王世贞不会说山东话而否定王世贞说。1979年，朱星发表《的作者究竟是谁》以“王世贞祖籍江苏省太仓市，曾在山东做官，具有运用江苏太仓与山东方言的条件”等十大理由重倡此说。

1999年，许建平出版《学考论》，发表《王世贞与著作权》等系列论文，从4个外证、7个内证，进一步论证《金瓶梅》作者的最大可能是王世贞。其中最重要的两条理由分别是：他详细考证了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的《金瓶梅》由手抄本到刻本的过程，判定《金瓶梅》手抄全本源于王世贞抄本，再往上就无法“追查”了;此外，《金瓶梅》中曾出现“三七”这味药材，但彼时“三七”并不为世人所知——除了王世贞，因为它的发现者、明朝医学家李时珍将其编写入《本草纲目》并交予王世贞题序，《金瓶梅》书成流传之时，《本草纲目》尚未刊行。

不过，近年来也有学者陈明达指出，以王世贞晚年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写出《金瓶梅》煌煌大作似不可能，他认为《金瓶梅》真正的执笔者是在王世贞私家花园“住读”两年的后辈蔡荣名，而王世贞在创作《金瓶梅》的过程中担任了“制片人”、“导演”、“发行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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