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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施政要考虑民意，符合民意。文祥认为，如果仍与以前一样苟安，那么将来大局不堪设想。文祥贵为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可谓清朝统治的核心成员，也是所谓“同治中兴”的关键人物，他的观念就是：羡慕议院政治，又认为中国国情不可行，只能师其义。而“师其义”的内涵，似又向中国传统回归。不过考虑到文祥此折是在郭嵩焘出使的同一年(1875年)，那么他对议院制度的赞赏是相当大胆和超前的，也是第一次有人向最高统治者提出议院问题。但是文祥死后10年，在最高决策圈的官员中，笔者没有见到讨论此类问题的记录，文祥的奏折也没有见到反响。

张树声请设议院

如果说文祥还只是肯定议院，那么10年后的1884年，中法战争的炮火硝烟中，淮军宿将、两广总督张树声在遗折中直接提出仿效西方议院的要求。遗折指出中国面临的危急形势：

数十年来，俄罗斯侵轶于北方，日本窥伺于东海，英吉利于印度、缅甸以规滇藏，法兰西据西贡、海防而谋滇粤……而中国蹈常习故，衣冠而救焚，揖让而拯溺，其何以济耶?

在这样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如何应对，作者指出：

近岁以来，士大夫渐明外交，言洋务、筹海防，中外同声矣。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至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