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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这种“不睦”，《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引晋虞溥《江表传》的一段文字，可以说是最好的注释：“(程)普颇以年长，数陵侮(周)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谦让服人如此。”读这段文字，很有点像读《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那段“将相和”，周瑜对程普的宽容大度极似蔺相如之对廉颇;所以，嫌隙不睦并不能作为周瑜“狭隘”的依据，而只能从程普的自视年长而“数陵侮瑜”中去找原因。恰恰相反，由于周瑜的宽宏大量与忍让容人，不但化解了矛盾，还最终使程普感动得“敬服而亲重之”;尤其是程普发自肺腑的那句“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将周瑜的雍容大度、宽厚待人凸显得精辟而又感人。

“曲有误，周郎顾。”——《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引“时人谣曰”的六字民谣，形象地描绘了周瑜从小就“精意于音乐”的天赋，“虽三爵(喝过三大杯酒)之后，其(乐调)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觉察了必回头提醒乐队错了)。精通音乐而达到这种“有误必知”、“每误必察”的专家的水准，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周瑜文武兼通的儒雅气质与广博修养。而这种常人难以企及的音乐素养，其对个人胸襟性情的潜移默化的陶冶作用，则是显而易见，不容抹杀的。

那么，为什么《三国演义》要“贬瑜”，说他“气量狭小”呢?我们不妨进行一番分析比较。

最早完整记载周瑜史实的《三国志》作者陈寿(233—297)本身就是三国时代的人，在蜀汉时期和蜀汉灭亡后，他曾先后担任著作郎、治书御大史等官职，对“当代历史”相当熟悉，而且亲闻笔录史实甚多，由于年代相近，故而采事更近真实;稍后的北魏学者崔浩就曾高度赞扬《三国志》“有古良史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班史以来无及寿者。”

距陈寿仅百余年的裴松之曾为《三国志》作注，“事多审正”——这是裴松之对《三国志》中体现出的求实态度的精辟概括，是对陈寿“不溢美、不隐恶、据实修史”的高度赞扬。由此可以推断，《三国志》中的周瑜形象比较忠实(或接近)于历史人物的真实。而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系公元1330—1400年间人，比陈寿晚了千余年。他对三国历史人物的评价，带有“尊刘抑曹”强烈倾向，这是已延续千百年的封建正统观念使然。所以，他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对蜀汉人物(尤其是诸葛亮)大加褒扬赞颂，对曹魏集团人物极力贬斥，对孙吴集团则是有褒有贬。对于周瑜，罗贯中是将他作为孙刘联盟时期的“障碍”、作为诸葛亮的“陪衬”或“反衬”来写的，故极力渲染他的“狭隘”一面，甚至虚构周瑜的智拙计穷，以突出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如此贬抑多多，包括说周瑜“气量狭小”云云，就不足为怪了。

当然，他笔下的《三国演义》，毕竟采录了《三国志》中大量的史实，不过又辑录了千余年间有关三国人物的大量的传闻轶事、民间说唱、戏曲话本方面的内容，所以民间文学的色彩浓重;再加上他大量的加工塑造与虚构创作，包括移花接木、无中生有、巧妙生发、杜撰想象，所以，便离历史真实有了相当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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