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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所基金”，《剑桥晚清史》认为“是1796 年以后席卷中国的社会混乱的标志。在乾隆时代的最后几年，出现了传统王朝衰败的最初迹象……”

“公所基金”作为行贿基金，行贿的对象是官方，而非政府官员个体。对于政府官员的私人孝敬，自然不在基金的支付范围之内，而要由行商们自行解决。一个政权放弃了显规则的正道，却要从潜规则的歧途上聚敛，自然难以避免整个体制乃至全社会的腐败与沉沦。

政府及其官员的需索越来越大，行商和外商们不堪重负。而就在他们疲于奔命的时候，一种利润高昂得足以应对政府勒索的商品适时地出现了，那就是鸦片。

5、鸦片生意的利益链

针对官员私人的“行贿基金”，很快就在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诞生了，并且完全依靠鸦片的支撑。

1820年，澳葡当局专门设立了一个基金，对输入澳门的鸦片每箱征收40银元，专款专用于对大清国领导干部的行贿。根据当时鸦片进口量推算，这一行贿基金每年可收10万银元(约7万两，折合如今1400万元人民币)。

这一基金的管理人，是一位小名叫做“阿西”的广东鸦片贩子叶恒澍。次年(1821年)，叶恒澍因杀人或者雇凶杀人被捕，但在监狱中，为了自保，他揭出了与杀人案无关的大量行贿细节。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其著作《中国总论》中记载，叶被捕后，受到了香山官员的刑讯逼供，为了报复，而将行贿基金的事抖了出来;马士认为，叶恒澍坚信把官员们拖进来可以为自己免罪，而向广州府检举揭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现代历史学家格林堡则认为，叶是直接向中央揭发的，并且，中央还为此下派了工作组……

无论如何，对官员们受贿信息的掌握，最后保住了叶恒澍的性命——为换取他的沉默，广东当局只能以贩毒罪对他轻判，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到达配所后杖一百，丝毫不涉及杀人的重罪。

鸦片贸易与行贿基金之间的关联，至此开始暴露。而此前，鸦片早已悄悄地在“公行”的贸易中开始发挥重大的作用。而且，随着政府勒索加重，鸦片贸易的重要性就越大。

鸦片的厚利与走私的泛滥，与官方公开的禁烟强度成正比。

有学者统计，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大清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在这60年间总共下发了45道严禁贩运和吸食鸦片的谕旨、文告，旗帜不可不谓鲜明、态度不可不谓坚决，但是，鸦片的进口量及吸食人数却依然急剧攀升，禁令反而成为鸦片贸易和利润率的激素，而公权力因为既可毁灭鸦片贸易，也可为走私鸦片保驾护航，其身价大为提升。

主张放开鸦片贸易的许乃济，对此的见识远比林则徐深刻：“然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