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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红光提出要尊重“科学依据”，俞认为，和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一样，科学依据是不断发展的，“祖国医学，绝大部分还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吗，如果处处要宣传科学根据，那样你就当不成医生了。”

“医务界一般说安全第一，疗效第二，药理上看，反应超过5%就不能临床应用”。对于红光文中重申的这一常识，俞反驳说，“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是旧框框，根据辩证法，有正必有反，有作用必有反作用。中医理论内经上说，服药不发生反应的话，那病也不会好。很多针灸老医生说，有晕针的，效果反而更好。如果疗效很好，反应很大，甚至有死亡事故发生。还是推荐临床。”他甚至举例说，如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说他是对革命有贡献的领袖，那么，如果有利于大多数人的事业，即使有些人牺牲也应该做，“对医药卫生事业也应该作如是观”。

俞昌时还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强迫禁止，“打鸡血”将有可能转入地下蔓延，更不好控制。而事实证明，俞的忧虑并非多余。

2008年，北京收藏家赵庆伟得到一本《鸡血疗法》小册子，1967年7月由“小汤山革命造反大队”翻印。这本册子里提到，首都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合组“鸡血疗法”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核实其疗效，称这一疗法对“备战、备荒、为人民”将是最大的贡献。

1966年，12月28日，卫生部下发通知撤销1965年7月23日的《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造反派成立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卫生部在鸡血疗法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办公室”，在12月发表《彻底为医药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鸡血疗法翻案告全国革命人民的公开信》，为“鸡血疗法”翻案。那本《鸡血疗法》散布全国各地，至今依然存在许多人家中。

“我们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回忆当时“打鸡血”盛况时说，“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从1967到1968，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热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

一个网名叫“金师爷”的北京市民回忆，1971前前后，到西双版纳插队两年的他获得了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权利，回家后第一天的凌晨，就被鸡叫给惊醒，“全国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怎么北京人竟敢私自养鸡只?”听父亲介绍后，他才知道是为了治病救人。当时一个广泛流传的秘方是，白色、一点杂毛都没、叫声好听、体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鸡可治百病。“因为我在西双版纳生产建设兵团当卫生员，所以街坊四邻听说我回京后就请我给他们打鸡血。”“金师爷”说，起初他还犹豫不决，怎么能将鸡的血打到人的身上?他专门到宣武医院了解情况，看见注射室门前排成长龙，人人怀抱公鸡等待注射，“这就增强了我为人们打鸡血的信心”。

“金师爷”先为邻居郭大爷打了鸡血，回到西双版纳后，“前后大概打了不下200例”。他还回忆，除了打鸡血外，他还用过当时流行的土法子，将一些中药蒸煮过滤后，“直接扎进病人屁股”。而不良反应，“怎么可能没有?那个时候，人们一是胆大，第二确实缺医少药”。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