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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相当大的一批外国商人到达条约口岸时，这就为个人奋斗创造了一种新的职业领域。在这种背景下，新的买办阶级应运而生。不久以后，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年)加速了盐商的衰落。这样，外来因素同内在因素相结合，造成了一种更加有益于创办自由企业的环境。买办的兴起，虽然影响还没有大到足以把商业中心从内地全部移到条约口岸，但是它集中体现了这种趋势。条约口岸的兴:起，这件事本身就为密不可分而又复杂的商业括动增添了一个新的巨大场所。

适宜的商业气候对经济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中世纪以来的西方疥史表明，有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的保护，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极其重要俯影响。然而，就清政府而论，它投有发挥对经济活动来说很重要的几种作用，如维持安定、制订商法、控制货币供应和制定度量衡制度。看来，缺乏安定和秩序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障碍。虽然十九世纪的中西方条约制度为帝国主义形形色色的入侵敞开了大门，包括享有治外法权、协定关税以及开辟外国租界，这个制度也在某些方面创造了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社会坏境。它为商业追求创造了安定的环境。

因为，由于得到外国人的保护，条约口岸的资财可免遭中国官员榨取，这样，商人也因此得以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动乱中获得人身安全。虽然中国经济史的某些方面尚未为我们所知，但是在理论上和实际上买办恐怕是中国厉史上免受宫员的“勒索”或榨取，而靠经商积累起大量财富的第一批商人。

在十九世纪，经手中国大部分对外贸易的买办，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积累了可观的资产。从每个人来看，他们的财富大概不能同以前的行商相比，但是他们的人数肯定超过了行商。同时，他们从西方人那里学到了经营现代贸易的方法，并且有机会运用这种知识。因此，买办能够集资本的消极拥有者角色和积极经营者角色于一身，而使他们区别于传统的富人，那些富人过着绅士生活，把资本的管理交给社会地位较低的管家去办。虽然传统模式也会有例外，可是买办显然组成了把财富和企业家的专长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的富人。

中国传统商人的一个特点是他们显然不愿进入新的行业。这种倾向从“内行”与“外行”的区别中可以看到，它也许反映了对才干的传统看法。因此，当某人在某个特定行业立定了根基，就不肯转移到新的不熟悉的事业中去，以免受累。

贸易方式一经改变，旧的行商很快地就从舞台上消失了，这一事实可以说明传统商人不愿进入新的领域。后来，山西票商也不愿作必要的改变，结果在清末完全衰落了。甚至曾为左宗棠谈判筹借外债的著名钱庄主胡光墉对新的挑战也没有作出反应，没有接受李鸿章约他参加管理轮船招商局的邀请。轮船招商局最后由两个曾为买办的唐景星(I832-,--1}年)和徐润(1838-1911年)掌管。这种对变革的反感说明了为什么盐商很少参与新式企业的集资和经营活动，为什么传统的山西票商不能象日本的财阀那样能应变于经济形势。在这种背景下，是否可以把买办看作一种新型的实业家?他们是不是企业家?因此，人们普遍接受的关于晚清时期中国特别缺乏企业家精神的断言也需作新的考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