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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救灾，一边征粮

其实在1942年年底，国民政府已经同意拨给河南2亿元赈灾(其中1亿元为赈款，1亿为贷款)，但又同时强调军粮征收不能减免。这显然是一个社会管理与军事诉求相冲突的政策。中国自古代起，就强调先免后赈的救灾顺序，蠲免赋税应是政府的首要反应措施，赈济的同时不免赋税无疑于折腾灾民。2亿元的数字听起来很大，但是当时灾区的粮价飞涨，2亿元即使全买成粮食，只能购得2000万斤，300万灾民每人只能分6斤多。国民政府的银行系统在此期间还曝出数起特大发国难财的贪污案，2亿又被各级贪污官员刮走了一层。2亿元赈灾款变成粮食，再运送配给，也需要一段时间。可是对灾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在征粮方面，国民政府却沿用了之前的刚性征收措施。由于当时河南的交通运输极为困难，从外省调运的粮草至少也得好几个月。在军民交困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军人口粮，蒋介石采取了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到1943年元月底，国民政府从河南共征收170万大包小麦，每大包合200斤，共计3.4亿斤，300万灾民人均被抢走了110多斤小麦。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员到各县去，一面视察灾情，一面督促征粮。政府派人到乡间逼粮，农民交不出粮食，地方的保丁便到农民家“坐催”，住农民的，吃农民的，逼着农民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去纳粮，甚至出现过百姓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服毒自杀的惨剧。国民政府官办通讯社中央社的消息也说“河南人民深明大义，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从侧面证实了河南饥荒的真相。

蒋介石在河南大灾中弃民保军、假救灾真夺粮的做法，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此时，中国共产党的陕甘宁根据地接收了不少河南灾民，为他们赢得了很多的政治资本。

河南大饥荒，蒋介石对国民的不负责任，使国民政府在河南很多地方尽失民心。河南大饥荒，事实上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一场大失败。

河南百姓蜂起截杀国军

蒋介石的爱将、31集团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兼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等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抗战抗灾的紧急机制下，汤恩伯在重灾区拉夫抓丁，不但大建官署，还驱使大批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累死饿死的民工不计其数。汤恩伯还利用权力囤积走私，大发国难财。河南百姓甚至将他列为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之一。各县县长及公务人员在大灾面前也毫无担当精神。1943年春季小麦长势很好，灾民只要能坚持到麦收，就能吃到新粮活下来。但是在1943年3月至4月救灾的紧要关头，各县县长却怕冒风险，紧捂公仓，不放一粒余粮给灾民，看着灾民饿死。

河南大饥荒，蒋介石对国民的不负责任，使国民政府在河南很多地方尽失民心，不少河南百姓视国军为比日寇还要邪恶的敌人。1942年之后的两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之后，孤注一掷，发动了意欲打通平汉线的“一号作战”，建成连接中国南北的陆地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5万日军击垮了拥有40万兵力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豫中 30多个县城。尽管中国军队中有不少爱国官兵浴血奋战，洛阳保卫战等战役也打得异常顽强，但由于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军队迅速溃败。

当国军部队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整连整连地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参加中原会战的几支主要部队在战后总结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