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运祜：战前中德关系史研究的“他山之石”——田嶋信雄《纳粹德国与中国国民政府（1933—1937）》简评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7:11:37 爱思想 臧运祜 参加讨论
 日本成城大学法学部教授田嶋信雄的大作《纳粹德国与中国国民政府（1933—1937）》，2013年3月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以后，在日本学界即获得了诸多好评。笔者曾于2009年9月在重庆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初识田嶋先生，2015年9月、2017年9月，在台北的两次中日战争史会议上再晤并得惠赠大作。因着对20世纪30年代中日关系史的兴趣和研究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期间民国外交史的机缘，笔者不才，谨在粗读之后，结合中国学界的既有研究，简作如下评述。 一、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与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日外交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课题。特别是在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爆发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了因应和抵抗日本从局部到全面的入侵，国民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了联合欧美列强及苏联的方针，有学者称之为“大国外交”。其中，国民政府对于德国的外交及民国时期中德关系史之研究，就是中国大陆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内容。但同样毋庸讳言的是，在近现代中外关系史上，“多年来，我们有了不少研究中英、中美和中苏关系的著作，但是，研究中法、中德尤其是中德关系的著作则相对较少。然而，缺少了中德关系的叙述，构成不了完整的近现代中国国际关系的图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和重要的问题和事件就会说不清、道不明”。 据左双文在一篇文章中的述评，中国大陆学界关于民国时期中德关系史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成果主要呈现于90年代以后。以专著的出版时间为序，大致梳理如下：1.关于中德关系的通史性著作主要有：（1）吴景平著《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杜继东著《中德关系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3）潘其昌主编《百年中德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4）张北根著《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1912—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其中之第（1）（4）两部著作的主要着力点在国民政府时期。2.专题类著作主要有：（1）马振犊、戚如高著《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陈仁霞著《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3）马振犊主编《战时德国对华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这三部著作都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全面抗战以前的中德关系。此外，在史料方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无疑为学界的有关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柯伟林（William C.Kirby）1984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及其在中国大陆的翻译与出版，也为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随着中德之间学术交流的深入，一些德国学者的成果也为中国学界提供了参考。在上述著作以及相关的论文中，中国学者对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德关系史的一些主要和重要问题，如德国在华顾问与中德军事合作、易货贸易等中德经济合作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翔实而深入的研究，成果丰硕。 但与此同时，笔者认为也需要指出中国学界存在如下主要问题或缺陷：1.就史料而言，多是中方资料而较少或缺乏德方资料，更遑论多方史料。除了陈仁霞著作部分使用过德方的资料，吴景平、张北根论著较多地使用过英、美外交文献之外，其他论著主要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有关资料，以及台湾方面翻译出版的德国外交档案。2.就内容而言，多关注双方的军事与经济合作，而较少关注其他领域。3.就视角而言，多从中国立场考察对德关系，却较少从德方的对华方面进行考察，所以严格意义上，还只是单边的中—德关系史研究，遑论双边与多边。上述这些问题或缺陷，与其说是在关于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史的研究方面，倒不如说在整个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乃至民国外交史研究方面，中国学界迄今存在的共通现象。 二、该书的写作与内容 据田嶋信雄在“后记”所述，作者20世纪80年代初在日本北海道大学法学部攻读博士学位之际，曾经围绕“纳粹远东政策的形成1933—1938”这个主题，利用第一次赴德留学的机会开始调查资料。最初计划分别研究德“满”贸易协定、日德防共协定及中德条约的成立过程，进而考察1938年5—6月纳粹亲日政策的确立。作者经过30余年的努力，1992年出版了分析德“满”贸易政策形成过程的《纳粹外交与“满洲国”》（千仓书房）、1997年出版了分析日德“防共”协定成立过程的《纳粹远东战略——围绕日德防共协定的谍报战》（讲谈社），并于2008年与工藤章合编了《日德关系史1890—1945》（东京大学出版会），由此成为日本学界“研究德国与远东关系史的第一人”。但关于第三个专题纳粹对华政策的研究，作者则有意拖延下来。在1992—1993年第二次留学德国期间，作者收集了冷战后原东德所藏中国归还的德国驻华大使馆档案；又赴中国台北与美国，收集了台北“国史馆”公开的“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公开的“蒋介石日记”等第一手中文资料。在以上最新资料的基础上，作者继续研究，并自2008年开始，在《成城法学》等陆续发表、出版有关成果，该书就是上述成果汇集之后的一部专著。这部著作出版后，有日本学者誉之为“从世界研究水准来看，堪称一座金字塔”。 从上述写作与出版过程来看，该书确是作者在具备深厚的德国远东关系史研究基础之上，充分发掘与利用最新的一手与权威的德文、中文档案资料之后，历时30余年完成的学术专著。作者以德中关系史为视角，重点围绕纳粹德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来进行分析，不但充分运用了德国与中国的政治与外交档案，还参考了日本与英美的相关资料与研究，在国际政治史研究领域真正做到了利用多方档案、运用多边视角。 该书按照纳粹德国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发展，大致以时间为序、内容为体，分七章论述了1933—1937年德中关系的历史进程。 第一章“塞克特第一次访华”、第二章“塞克特第二次访华与‘合步楼’的成立”、第三章“南京计划与广东计划”，主要论述1933—1935年3月塞克特（Dorothee von Seekt,德国国防军前总司令）两次访华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期间，德国与国民政府及西南派在军事上的合作问题。作者论述了蒋介石在魏采尔（Georg Wetzell）之后选择塞克特的原因，以及年迈的塞克特出使中国的个人原因（为了满足其妻子的浪费癖）及其与魏采尔的决裂过程。在塞克特1933年夏第一次来华期间，德国军火商人克兰（Hans Klein）也来到中国，他为了推动中德经贸关系的发展，先与广西军阀订立了“广西计划”，后与广东派联系，准备在广州建立大炮工厂。对于克兰的广东计划，塞克特表示支持，但德国外交部应国民政府的要求表示反对。1934年4月，魏采尔主动辞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塞克特应蒋介石要求，第二次来华访问并担任此职，直到1935年3月。期间，克兰与陈济棠合作，并在德国军方与经济部门的支持下，于1934年1月成立了从事德中工业产品贸易的公司“合步楼”。在第三章，作者重点探讨了塞克特在华期间德国推行的“南京计划”与“广东计划”的内情。塞克特与克兰商议后，同意在德中之间达成一种以货易货的“南京计划”，并介绍克兰与孔祥熙于1934年8月23日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克兰不顾国民政府的反对，与广东派在7月20日秘密达成总额2亿马克的易货贸易协定。对此，德国外交部门全然不知，德国国防部及企业与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积极推动对华贸易合作，由此形成了德国决策层内部的“亲中派”势力。 在以上三章，作者通过论述德中贸易合作的过程与事实，展现了德国对华决策的复杂内幕与多样矛盾；关于期间德国以克兰为中心实施“广西计划”与“广东计划”的论述，也极大地弥补了中国学界既往研究中的不足。 第四章“中德两国新国防经济计划的形成与中德交涉”、第五章“中德条约的成立与对亲日派国防部的斗争”。1935年3月，塞克特离开中国并推荐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继任军事总顾问以后，中德关系随着中日关系的发展而继续发生变化。国民政府在“追剿”红军的同时，逐步完成了内部的统一，并在华北事变后开始准备对日抗战；纳粹德国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较大地调整了其远东政策，在与国民政府继续进行军事与经济合作的同时，发展与伪满洲国及日本的关系。作者立足于以上背景，在上述两章中论述了1935—1936年间中德关系的演变过程。第四章论述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成立、中德“南京计划”的继续，以及德国国防经济建设计划与中德易货贸易的延续，重点论述了中德就“南京计划”的交涉与双方（翁文灏——克兰）在实施该计划上的矛盾。第五章论述了1936年4月8日中德为继续实施此前之易货协定，签署《易货贸易之补充信贷合同》的过程，并论述了中国在德国的支持下扩大军事合作的史实与数据及资源委员会的重工业建设三年计划和蒋介石麾下的中德“兄弟军”的建设，以及1936年11月日德“防共”协定缔结之前，纳粹德国政府外交部与国防部对于亲日派问题的矛盾与竞合。 在上述两章，作者较多地立足于中德两国内政与外交的互动关系以及远东日德关系的变化，来论述纳粹德国对华贸易与军事合作的决策背景、过程与内容等方面的复杂性与多样化，从而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德关系蜜月时代的本来面相，并揭示出了德国由亲华走向亲日、在1937年中日战争之后德中蜜月关系迅速破裂的内在逻辑与必然性。 在以上论述与逻辑的基础上，该书的第六章“纳粹德国的一般出口奖励政策与对华武器出口问题”，实际上是对第五章的补充。第七章“四年计划与对华政策”，论述了中德条约签署与实施以后，在华德国公司及商业团体“东亚协会”向德国政府当局及要人抗议所掀起的政治波浪。1936年9月，希特勒政府发表“四年计划”，因负责人戈林插手中德贸易问题，从而使中德条约的实施陷入了更加复杂的决策过程。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8月，孔祥熙秘密访问德国，要求确保对华武器供给。希特勒决定德国在中日战争中对华武器出口的原则，即维持对日合作、保持中立、对华武器出口以外汇支付。但是，戈林后来在亲日派的压力下，禁止对华武器出口，并于1938年6月召回德国在华的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实际上断绝了中德关系。作为该书的一个自然收尾，并再次呼应第五章，本章论述了中日战争前夕德国转变对华政策、走向亲日的过程与结局。 三、该书的研究特色 如上所述，该书除了多种语言与多方史料的共用，特别是德国第一手档案史料的发掘与利用，以及对于中德关系主要内容的专题式深入论述之外，作者明确的问题意识与独特的分析视角，也是值得关注与称道的研究特色。 作者指出，自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建立纳粹政权以来，初期的东亚政策是消极的姿态，但是到了1936年，随着纳粹德国与国民政府在4月8日签订《易货协定之补充信贷合同》，4月30日与伪满洲国签订《德国与“满洲国”贸易协定》，11月25日与日本签订《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其政策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个转变及其历史原因之分析，即成为该书问题意识之基。 作者进而认为，上述三个条约，就历史的横向而言，虽然内容各异，但就20世纪30年代中期德国东亚政策的巨变而言，相对于此前的魏玛共和政府时代，纳粹的东亚政策可以说是非连续性的；但如果就历史的纵向来看，在德国与东亚关系史上，它又是连续性的，且这个方面主要体现于中德关系史。因此，中德协定虽然就纳粹东亚政策来说，展现了历史的非连续性之一面， 但就孙中山以来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德关系史而言，又掺杂了历史的连续性之另一面。 从以上问题意识出发，作者将1936年的中德协定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条约，通过全书的分析与叙述，来展现该条约的成立与执行的政治过程。其研究的目标在于，既要提出旨在批判所谓希特勒中心主义、主观主义等德国外交史研究的主流观点，又要在近年以实证主义为潮流的民国外交史研究以及可谓汗牛充栋的20世纪30年代东亚国际政治史研究上面，提出自己的新观点。 基于上述明确的问题意识，作者将分析视角设定为不是立足于希特勒中心主义的德国外交观，而是根据纳粹德国的“多头制权力结构”，通过重点分析纳粹德国对中国政策的决定与执行过程，进而展现其间的多元性，即多元的政策制定者的立场、利害与构想等等。 作者这一独特的分析视角，自然离不开政治学的方法论作为支撑。而在政治学方法论上来说，该书的意义又可谓特别突出。有日本学者的评论就指出：田嶋信雄通过该书及此前的两书之研究，形成了其对于德国东亚政策研究上的“田嶋理论”；该理论在此前的希特勒中心主义与功能主义的论争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对于“多头制权力结构”的讨论，具有重大的理论贡献。 总之，从上述几个方面而言，相较于中国大陆学者在研究上存在的问题，田嶋信雄此书可以说是在美国学者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出版近30年之后，日本学者贡献的关于全面抗战以前中德关系史研究上的又一块“他山之石”，其对于我国学界既有之研究，当具不无裨益的“攻玉”之价值。 四、余论：战前中德关系研究的再思考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以前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远东国际关系上，德、日两国的对华政策以及中国国民政府的对德、对日关系，确实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三角关系，值得学者们在研究上多加关注。 就中国国民政府的大国外交而言，对于日本，虽然在九一八后视之为“国难”祸首与侵华之“敌”，但是也不能否认在1933—1935年间，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曾经徘徊于“敌乎？友乎？”之选择，进行过对日亲善、“化敌为友”的外交努力。此间，蒋介石于1934年底命陈布雷起草，1935年1月以“徐道邻”之名而发表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标的。无独有偶，这个曾冒名顶替蒋介石的“徐道邻”以及蒋氏之选择于他，却又道出了一段国民政府在外交上选择对德、对日关系之内密。 徐道邻乃亲日军阀、北洋名将徐树铮之子。1932年12月，他从德国柏林大学毕业后回国担任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不久便在1933年2月的《外交评论》上发表了《德意志与中日两国之外交关系》的文章。该文开篇就以大段篇幅，论证了中德两国发展彼此“天然之友谊”的必要性，并指出“中德两国，国际及地理形势所在，利害皆不相抵触，故略举大意，以示中德间实含有天然之友谊”。此后，徐道邻继续上呈《德国在东三省之贸易》（1933年1月28日），更于1933年10月16日草拟了《促进中德邦交办法》等文件。 徐道邻1933年初于《外交评论》上撰文提出的中德“为友”的呼吁，也为此后国民政府的联德外交政策以及中德关系的上述蜜月历史所证实。而蒋氏在一年多以后，又选择以他的名义，仍在《外交评论》发表关于对日关系的《敌乎？友乎？》之文，进而表达其对日“化敌为友”之呼吁，此举非但顺理成章，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日关系的争论中，因其连续了徐氏“以德为友”之见并呼应了国民政府联德外交之事实，就连当时的国人及日方，亦可不致引起误会。 诚然，在世界各国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的历史上，本无所谓“敌人”与“朋友”之分，因为只有国家利益之争。而实际上，战前国民政府的对日“亲善”与“为友”之设想，毕竟属于与虎谋皮的一厢情愿，最终被1935年日本制造的华北事变击碎。但是，其以德为友的联德外交及中德关系的蜜月，却在中日战争爆发后余音袅袅，直到1940年日德意三国结为同盟为止。 尽管战前中国在对德、对日关系上有以上“友乎？敌乎？”与“敌乎？友乎？”之争，但应该说国民政府此一时期的外交决策中，在关乎“敌”“友”的认知上，还是比较正确的。也因此，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为了反日与抗日，在相当长时期奉行的还是联德及以德为友的政策。 就以上意义言之，相较于中国学界关于对德外交之中国方面的深入研究，田嶋信雄关于纳粹德国在远东政策之下的对华外交决策与执行的政治过程之探讨，无疑还具有在“知己”基础上所必需的“知彼”之重要的学术价值。毕竟，如蒋廷黻所言以及柯伟林之见，无论中德外交史，还是民国与近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中，我们仍然期盼与需要海内外学界有更多的、基于双边乃至多边以及国际化与全球化视野的相应成果。 臧运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1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